甲午那是日本攻击清。不是中国打日本。
古代中国攻打日本具体的有四次：
第一次：中方是唐朝。
过程：
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第二次和第三次，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侵日战争。
过程：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但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之一。元朝是由发源于中国西北方的中欧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农耕区域发动全面扩张历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兴旺的顶峰，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分裂后，其分裂的碎块构成了今天世界体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国家，而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事实上为在疆域扩张问题从本质里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的时期。
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中国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正统地位、而且为后世中国留下重大遗产的朝代。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元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区别。而从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眼光来观察，元代的周边扩张其实同样代表着一种经济和安全的理性，既尽可能地扩大核心统治体系的范围，消除任何潜在的破坏秩序的可能，同时创造大地域的贸易交换。
从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中国的对外扩张其实有很多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兴起后的现代性，而元代对日本的二次战争和战争失败，同样是影响了随后中日各自历史的重大战争事件。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元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元朝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元朝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元朝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元朝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既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
忽必烈侵日失败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与大陆作战不同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事实上，在与元朝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入侵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本身其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登陆进攻。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如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
而从亚洲体系的角度来看，元朝侵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的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最终证明了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第四次：中方是明朝。
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对丰臣秀吉之战（公元1592年、1597年，明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禄元年，庆长三年），所以日本方面称为“庆长·文禄之役”，朝鲜称“壬辰卫国战争”。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实质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疯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丰臣秀吉的行径就已经一目了然。
丰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测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太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他奉命征伐时，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他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后，他于1591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官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对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并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其海战能力弱，被朝鲜将领李舜臣通过两次海战，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5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明日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另一位日本封建领主德川家康也了取代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又意识到与中国作战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江户幕府马上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维新后，中日间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五次中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