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是法国著名福楼拜的代表作。作者以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19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包法利夫人》的艺术形式使它成为近代小说的一个新转机。从《包法利夫人》问世以后，小说家知道即使是小说，也要精雕细琢。这不仅是一部模范小说，也是一篇模范散文。但是，《包法利夫人》也为作者带来了麻烦。许多人对号入座，批评福楼拜这部书“破坏社会道德和宗教”，他还被法院传了去：原来是有人告他“有伤风化”。这时许多读者纷纷向福楼拜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连一向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为他辩护。法庭上，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作家被宣告无罪——由此可见《包法利夫人》的影响。
米兰·昆德拉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大意是，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终于赶上了诗歌。众所周知，欧洲的小说最早是从叙事长诗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叙事诗中描述事件进程的部分被剥离出来，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说故事的体裁。小说的诞生使诗歌失去了“叙事”的天然权利，而较多地从事抒情。然而，与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相比，小说的幼稚是毋庸置疑的。它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与歧视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我看来，小说的不成熟，除了它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诗歌的关系十分暧昧，没有摆脱对于诗歌母体的依赖。它自身特殊而严格的文体上的规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形成。早期小说的故事性到是大大增强了，然而诗歌也可以讲故事，而且一度讲得很好，那么小说与叙事诗的差别究竟在哪儿？甚至就连小说艺术的评价尺度，也是从诗歌那里借用过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评价一部伟大小说时最常用的语汇仍然是“这种一部伟大的史诗”。“史诗”的风范依旧是小说的最高评判标准。这就好比说，在小说的园地里获得成就，却要到诗歌的国度去领受奖赏。
福楼拜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包法利夫人》更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说”，“在文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波德莱尔、圣伯父、左拉等人纷纷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福楼拜在一夜之间成为足可与巴尔扎克、司汤达尔比肩的小说大师，举世公认的杰出的文体家。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无懈可击的文体成就。到了本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日俱增，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也把他奉为始祖与楷模，尤其是50年代后的法国“新小说”，对福楼拜更是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正是福楼拜使小说获得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新小说的重要代表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了进行所谓的文学变革，将福楼拜看成叙事艺术上真正的导师和启蒙者，甚至把福楼拜视为巴尔扎克的对立面，对巴尔扎克似的“过时的”写作方式展开彻底地批判和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