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中庸著名的诗人，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最著名的诗论著作是《与元九书》。
一、诗歌创作主张“为时”、“为事”而作。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创作要有为而作，不为艺术而艺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过：“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对诗歌的抒情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不过他强调的重点是“义”，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他在《与元九书》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提出了“为时”、“为事”而作的观点，明显继承传统儒家的诗文论思想。
二、强调诗歌要讽谕现实。将诗歌与现实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白居易强调诗歌的“刺”的一面，不主张“美”，他说：“欲开壅塞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他主张讽刺诗要写得激切、直率，不要《毛诗序》提出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要“主文而谲谏”，要大声疾乎揭露弊政，为民请命。这种观点主张文学创作要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社会，加强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三、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徒事形式。《与元九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扰亮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即内容，为最重要。
四、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即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的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缓键宽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但自居易诗论也有其弊病，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了诗歌的针砭时弊的实用功能，而忽视甚或有意排斥和否定审美娱乐功能，否定诗歌的艺术性。他要求诗歌创作要用“实录”的方法，否定了诗歌要用想象、夸张的艺术手法，这样，诗歌岂能不枯涩干瘪，缺乏丰满的艺术形象。在艺术表现上，忽视艺术要含蓄蕴藉，主张“其言直而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歌必然直白浅露，他的少数诗歌就正有这种缺憾，不能不说这亮基与他的诗歌理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