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下面文章咐竖纯您可以看看。
莫言获得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大家这时再记忆的就是那些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中国文学家，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巴金与诺贝尔奖的故事。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老人离我们而去。作为一位横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文学巨匠，我对巴金老人怀有一种崇高的敬意，这种敬意是出于对一位百岁高龄的老人的崇敬。很显然，巴金之死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事件，作家以及一直在现当代文学史扮演重要角色的身份决定了巴金老人之死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上的社会事件。也许我们可以衡咐这样说，巴金老人之死使连接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唯一的纽带开始中断，见证开始模糊。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尽管在当代文学史中，他只有一次的发言，而且是以一位受害者、忏悔者的身份讲述自己内心经受良心折磨的真理之言，但那朴实的言语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净化和提升了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标准，使那些刻意隐瞒和美化我们残暴历史的正人君子之流无处藏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巴金老人不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骄傲，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良心。当时的巴金，无愧于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称号。
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的巴金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巴金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中的地位只有这两次的闪光点。在现代文学史上，他用笔、用青春的激情与腐朽的家庭败落的社会进行抗争，并为当时无数个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提供了榜样。他的早期的作品《家》《春》《秋》以及《寒夜》等作为小说的社会意义充分的发挥了作用，也因此在解放后被纳入了经典作品的行列。另外一次的发光就是写《随想录》的巴金，用颤抖的笔记录了我们无时无刻不想刻意遗忘和遮掩的令人羞辱的历史，为我们的整个民族的忏悔提供的表率，这个时刻的巴金是一位光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但也仅此而已。在当代文学史中，自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巴金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和《收获》杂志的主编等具有政治意义的要职开始，就鲜有发言的机会了。也许我们在善意和宽容的意义上理解这位老人，毕竟他的生理和健康状况也不允许纤敏他作一个社会象征形象的表征。但是，存在的事实是，担任作协主席等要职对一个有强烈良知和反省意识的知识分子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要发言的姿态。他是作为中国作家的最高身份的代表出现的，这种身份的存在要求你无时无刻不为中国作家的存在事实而不断言说，为争取中国作家在中国的高压文化的语境下的话语权利而言说。但是就是这一方面，我们有些失望，因为自从担任作协主席开始，巴金老人已经基本陷入了一种沉默或者“失语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说，担任作协主席和《收获》杂志主编的巴金已经成为了一种昔日辉煌的象征，他是被作为中国作家的最高典范而高挂在一块匾额之上的。这种刻意的神化作家的背后是某种政治权力的作用，是想把知识分子的言说权纳入某种政治体制的生产的妄想之内。事实上，中国作协这样一个荒诞的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控制知识分子的话语权的明证。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从传统到现在的产生都是作为政治的附属品而出现的，鲜有独立的生存能力。巴金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失语以及被作为一种悬空的理想存在的时候，不过是向中国作家提供了某种清晰的向集体归属的暗示。这个意义上的巴金，他的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形象已经逐渐的开始弱化并变质。
在巴金老人逝世的第二天，“斯特林堡戏剧艺术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开幕，据媒体报道，三位来自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深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斯图尔"阿兰和瑞典国家现代艺术馆馆长欧勒"格兰纳夫出席了这一活动。尽管三位评委仅仅是为了参加研讨会，但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刚刚于10月13日颁给了英国剧作家哈罗·品特（Harold Pinter），中国作家再一次的与诺贝尔擦肩而过，因此在这次研讨会上，不可避免的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面对中国记者的提问，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承认，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因此很多人都有资格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但是，马悦然强调，“或多或少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而未能被西方接受”。马教授还举例说，巴金的《家"春"秋》的英译本，对话部分翻译的还可以，但是很多叙事部分因为译者觉得繁琐被删除了，因此就很难传递出原文本有的神韵。
我不得不承认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在面对记者时的那种从容应对的老练。避重就轻式的回答给中国的记者造成了一种遗憾的神话。因为巴金老人已经与昨日离去，又一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丧失了。其实，马悦然所谈到的中国作家因为翻译问题而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一种语言的表达有本土的文化土壤的孕育，一旦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本土化的语言的神韵，离开生长的文化土壤，他的独一无二的“灵光”（本雅明语）一定会减弱，这是存在的无法更改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大都是英语写作者，但是同样百年中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中，很多也是用外语写作，比如希腊语、法语、德语等。中国华人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建就是用的法语写作。尽管他的作品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进入不了大陆的文化语境，但是他的存在依然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同样存在一个翻译的问题，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们能摘的文学中的最高桂冠。我的意思是说，马悦然在记者面前的回答是避重就轻，仅仅谈论翻译方面的缺陷是一种打太极的圆滑方式。换句话说，是不想伤害众多有诺贝尔情结的人的感情，中国的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拿马悦然举例的巴金的《家"春"秋》来说，和那些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来比较，也许能让我们看到中国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距离。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比较没有丝毫对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巴金老人不敬的意思。恰恰相反，我始终对这位百龄老人身怀着敬意。我拿巴金老人的作品作比较不过是马悦然教授举例的时候恰恰的提到了巴金老人的作品。
巴金的《家》写成于1931年，那个时候巴金27岁，正当青春年少。但是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青春年少的巴金和中国大多数青年人一样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是因为家庭的腐朽堕落的、也是因为个人绝望无出路的、更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的。在多种黑暗实力的压迫之下，内心的躁动和反抗的激情随着笔尖的不断的跳跃，转化成了一篇篇文字，一篇篇奋力抗争，争取个人和社会新生的文字。这个时期的巴金一口气写下了许多作品，除了《家》还有同一系列的《春》、《秋》通称“激流三部曲”，还有《雾》、《雨》、《电》通称为“爱情三部曲”。这几乎是巴金创作的高峰期和黄金期，他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作品都在此时期产生。但是正像钱理群先生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所说的那样，《家》几乎代表了他此时创作的所有风格：只求与青年读者情绪沟通，不求深刻隽永，倾向于单纯、热情、坦率，以情动人，情感汪洋肆虐，语言行云流水，虽然有时少锤炼，不耐咀嚼，整体上却有一种冲击力，能深透读者的内心。尽管巴金在随后的40年代有《憩园》和《寒夜》等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正像汉学家马悦然教授所认为的《家"春"秋》才是他最有可能逐鹿诺贝尔的作品。但是，从一种驱除政治意义上的纯文学的观点来分析巴金的《家》等作品，缺陷是很明显的，情感上的放纵，语言的上几乎没有任何精致的锤炼和追求。更为致命的，尽管在解放后的文化环境中，《家》等作品也被纳入了经典作品的行列，但是这种经典的排序，很大部分是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使然。这种所谓的经典不是因为文化意义上优胜劣汰的，而是通过他们在解放新中国过程中所起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影响力来说的。这种经典排行的唯一理由就是，反抗腐朽的封建制度。但是对于小说这种表达生活的形式而言，过多的强调了它的思想和社会等方面的政治意义，同时会弱化他在表达个人的追求和理想时的能力。不得不承认，随着上个世纪80、90年代文化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这样的政治意义上的经典的影响力正逐渐的弱化。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生长的文化语境的熏陶出的文化口味使他们很少阅读像巴金《家》这样所谓的经典。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创作流派的引进，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创作视野，追求叙事的迷宫，形式的强调以及意识流等的创作，把中国作家引进了眼花缭乱的异样世界。这个时候的小说更多的是一种市场规律的引导、生产和流通。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弱化，是很显然的。
政治意义上的经典作品的影响力的弱化还可以通过对一度在现代文学史被冷落作家的重新被认识挖掘表现出来。上个世纪新中国解放后，曾经因为政治方面的因素，中国许多优秀的作家被迫放弃了写作。但是随着文学环境的变化以及文学史本身缺乏，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有许多优秀的作家被进行了重新的写入了文学史并给予了很好的文学评价。这方面的代表就是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等。对这些原来被历史的风尘掩盖住的作家和作品在新的语境下的重新解读和诠释，并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这本身就是文学审美标准的变化。也就是说，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和定位，越来越倾向于文学本身的审美标准，或者说倾向于现代的形式方面的文学改革。以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沈从文为例，（沈从文本来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由于解放后沈从文转向文物研究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以及随着他的逝世，诺贝尔文学奖最终与沈从文无缘）他之所以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我的分析，是因为他尽管在现实的龌龊环境生活，但是从没有放弃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情结，在现实之外，执拗的建立了一个美好的、田园诗般、神话似的湘西世界。这种对理想彼岸的不断追求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最大特色之一。
朱利安"班达在他的名篇《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曾经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完全远离政治激情的，全心的从事超尘脱俗的精神活动，建立起对生存方式的最高价值的信仰；另一类是道德主义者，他们是现世的实践的，时刻关注人类因为利己主义而发生的冲突，他们以人性和正义之名，引导人们崇尚人类的善，去除人类的险恶。根据班达的这种区分，我们很容易的把沈从文划入了第一种知识分子的行列，可以说沈从文因为也因此可能受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但是，如果我们试着把巴金划入第二种的知识分子的行列，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作为一个从事精神活动的作家，巴金的文学作品比如《家》在对一种理想世界的追求上不是彼岸的而是现世的，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道德主义者而言，除了写《随想录》时的巴金最能接近这种知识分子的良心外，其他的时刻他的文化身份已经渐渐的远离了知识分子这个词汇本源上的意义了。
苏珊"桑塔格曾经对法国的加缪这位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有过一个很经典的评价，她说加缪是一位很出色的作家，但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这个评价放在对巴金老人身上我觉得同样的适合。所以说，对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巴金的《家"春"秋》无论在艺术追求上还是在对语言的透明度和纯净度的追求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