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桥战役的背景
黄桥战役，又称黄桥事件，是1940年10月，苏北地区的共产党为扩大根据地而向当地驻扎的国民革命军发起的战役。一般认为，黄桥事变是皖南事变的起因。它是新四军改编以来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该战役的进攻对象并非日军或伪军，而是参加过徐州会战的抗日将领、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属的抗日主力部队。黄桥战役中共新四军获得胜利并占领了姜堰，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阵亡。黄桥决战的胜利奠定了苏北内战大局，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提出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战役背景：
苏北国军概况和成分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接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命韩德勤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8年初韩德勤任国民革命军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实际代理总司令）兼89军军长，并于当年5月兼任江苏省代理省主席，参加徐州会战的南线阻击战。5月上旬，日军佐藤支队从盐城北犯，韩德勤率部（89军、57军及保安旅）迎战。但因韩部多为保安团改编战力较低，而且韩部兵力分散（因防守东海和增援台儿庄，其所辖之57军仅一个旅参战），正面阻敌失利。蒋介石一度通电斥责韩德勤。日军攻占阜宁后，因在沿途等地留守兵力较少，国军韩德勤部保安旅等部队对天生港、南通、如皋、东台等地的留守日军进行反攻，并挖毁公路、破坏桥梁，致使日军通向后方的200公里运输线断绝，日军被迫组织武装船队转而走水路运输。由于后方交通线遭到破坏、各据点被连连攻击，日军华中派遣军被迫命令阜宁日军停止前进，以一部向海州（连云港）挺进。日军101师团之101旅团在驻守阜宁期间“扫荡附近之敌”，遭韩德勤第24集团军之111师、117师有力反击，产生很大伤亡。白崇禧在回忆录中曾称：“五战区于徐州会战时，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我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此后韩德勤领导下的苏北国军积极对日作战，巩固和扩大了以淮阴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陇海津浦交通线，牵制了日军的行动，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军事活动，也给日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1939年1月，国府军委会划定“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老黄河以南为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辖第51、57、89军等正规部队和大量地方部队、游击部队。4月军委会特于苏北兴化成立战区副总司令部，韩德勤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所辖包括苏北33个县市（占江苏省的二分之一），主力有第89军和第57军之第112师（时第111师划归于学忠指挥），还指挥苏北的江苏省10个保安旅、6个区保安司令部、1个税警总队，共约10万人。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的设立，是江苏省国民党敌后战场形成的标志。
当时苏北国军抗日武装主要由正规军、准正规军，地方团队和民间武力组成。苏北正规军，主要是第89军（下辖33师和117师两个师，后又增设独立第6旅），这是韩德勤的嫡系部队；东北军的第57军，后来主要由于学忠指挥，在鲁苏边境活动。苏北准正规军，主要包括第8军游击队（税警总队）和李明扬指挥的游击部队（二李部队）。第8军游击队为原财政部税警部队所改编，一度挂靠在第8军名下受其指挥，但实际上和第8军并无渊源。第8军游击队游击司令初为曾锡珪，后因与韩德勤矛盾重重、差点内讧而被撤职，以黄埔一期生陈泰运接任司令。李明扬为国民党元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二次革命和北伐战争，抗战前曾一度做过江苏省政府委员、省保安处长。抗战爆发后李明扬先后任徐州行政督察专员、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苏鲁皖游击总指挥、苏北第四游击区总指挥等职。徐州会战后，李明扬转移到泰县发展，自成体系。李明扬手下有李长江，为其亲信兼副手，因此当时多合称其二人为“二李”。鲁苏战区成立后，李明扬所部改编为鲁苏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下辖7个支队及苏北保安团一部，后来扩充为8个纵队、2个独立支队和1个独立团。二李的辖区分为泰县和沛县两个中心，以泰县为主。
新四军八路军向苏北方向的发展
新四军的建立
1937年10月，经中共中央的努力，国共两党代表团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12月国民党政府军政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2月上句，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镇集结改编。全军编为四个支队共1万余人。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各支队自1938年2月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3,4月间，第一、二、三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四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墥会合后，进到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随后，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随时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这时，苏浙皖大部地区己成敌后。国民党在苏南、苏北沦陷区内，部署了相当数量的正规军作为骨干，同时指挥大批地方保安团队，还组建和收编了众多的游击队，开辟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坚持了较大规模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青浦、嘉定、无锡、江阴、丹阳等地，我党坚持秘密斗争的党员、被释出狱的党员、进步青年及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武装进行抗日保家的斗争，群众性的抗日运动蓬勃兴起。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安徽省工委派出党员到一些游击队进行工作，并掌握了部分武装。这些表明当时主客观条件相当好，它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华中敌后抗战创造了极好条件。
但国共两党虽然因为日本侵华而实现了妥协，双方却都对对方高度戒备与防范。
如1937年八路军129师政委张浩在延安演说时说：“提出与反革命合作，真是难过万分，尤其是对于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更是誓不两立的”，但“共产党是国际的党，他的战略与策略及一举一动，是不能脱离国际的……（合作后）以无孔不入的手段来组织群众影响群众及争取群众，以扩大强壮有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和后备军，以待必要时，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实现。……见到革命到了高涨的时候，我们的策略马上就要改变。”1938年初，国民党获得张浩讲话的小册子，经蒋指示大为印发，分送给国民党临全大会代表，意在为国民党人敲警钟。
新四军成立后，南方红军及其游击队集中为新四军四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陆续调离原地，集中到皖南和皖中指定地区后，其所设立的以照顾官兵眷属为目的留守处，就成了国民党地方当局防范的重点。因为这些留守处事实上又多负有中共在当地的组织联络宣传之责，从事着“秘密吸收党员发展党组织，介绍青年参加新四军或投奔延安”之类的工作，最易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敌视与嫌恶。
国民党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八路军是在1937年8月下旬改编，随即先后出发至华北抗日前线。3个师出发时的确实人数约为34000人，九十月间因行军作战等原因且出现减员。10月以后开始着重于扩兵发展，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到12月底已扩军到92000余人，还发展了游击队25000人。1938年底，八路军进一步扩展到16万人左右。在此期间，八路军先由陕北一隅之地，按照蒋令加入阎锡山第二战区，在山西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后山西大部沦陷，八路军遂留在敌后农村建立根据地，立稳脚跟后即开始分兵跨出战区，以游击方式进至河北、绥远，随后更进入山东敌后农村，创建根据地，这时已开始准备着手向华中敌后地区发展。由于它完全针对敌后空虚的情况自由行动，不受战区约束，不受进入省份原省府的管辖，自行组建诸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晋察冀边区政府等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方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武装，其在华北敌后迅速取代了国民党的地位，成为除了日本占领军以外最具影响的力量。
中共军事力量据有割据之区一年增加数倍，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紧张。为阻止八路军进一步扩张，蒋曾下令不许部队跨越战区，并特别选派在河北有相当人望的鹿钟麟担任省主席，设法逼八路军退出河北归还第二战区。
国民党对共的敌视心态在国民党将领与蒋介石往来的电文中体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眼中中共的行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将来能取国民党而代之。鹿钟麟的电文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八路军“自去岁春间派遣东进纵队入冀以来，假抗日驱伪之名，实行搜枪扩军之举”，八路军“无所不用其极，对友军则威胁分化，希图隶属改编，以抗日为名，而行植党扩军之实”。中共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动员，国民党认为中共的这一政策“近为培植势力”，其目的是“企图创造将来改变革命之核心”。由敌视自然要产生防范，特别是对中共军队的严格控制。1938年12月29日，彭德怀提出“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力，应受八路军指挥”，同时为便于抗战，“华北行政区应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各行政区主任，以各该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兼任之”。这种使中共势力扩大的事情，国民党是不能接受的，故国民党军令部研究认为，“八路军不可在既定战区内活动，宁可另划一战区归八路军负责”，并以“因八路军长于游击”为理由，将八路军分散在各交通沿线。为防中共势力扩大，又给八路军划定区域，“不得在划定区域以外活动及派遣游击队”。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在强调重整党务、恢复党誉的同时，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确定既合作，又限制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11月1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又把以往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转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政策。
新四军的规定游击区域和其实际发展情况
国民政府最初划给新四军的游击区域为：第1、2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金（坛）公路以西；第3支队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第4支队在皖中淮南铁路沿线一带。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给项英一份有关新四军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即第一个“五四指示”)，该指示重点指出，新四军应该利用日军进攻正面、后方空虚的时机，首先遵从国民党的命令，开到他们指定的区域中去；然后，就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的限定，向苏中苏北发展。“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注，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一带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游击区域，江北属于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游击区域）。14日，中共中央再电，强调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日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应充分利用日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周恩来于1939年3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二条原则，即:“(一)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发展；(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依据这些原则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方针。
江南新四军的东进和北上：新四军第1、2支队在国民党规定区域内建立茅山根据地后，随即突破限定，于1939年5月进入丹（阳）金（坛）公路以东的无锡、苏州、上海一带区域，与中共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工委所属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建立数个根据地。茅山根据地建立后，陈毅也积极谋划向苏北发展。1939年4月9日，新四军一部自镇江姚家桥、新桥一带北渡夹江进入扬中，击败江苏省保安第九旅所属贾长富团，占据扬中。随后，新四军挺进纵队第四支队在梅嘉生率领下进入苏北吴家桥地区。1939年11月，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向扬州、仪征、天长一带地区发展，称苏皖支队。1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进入扬州、泰州一带进行游击。1940年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梅嘉生与苏皖支队合并，仍称苏皖支队，并与挺进皖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取得联系（第5支队见后）。 1939年11月，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担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
皖中新四军的东进：新四军第4支队于武汉会战时在皖中游击。1938年9月，第4支队第8团进入皖东的肥东、全椒一带活动，随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带领军部特务营和部分干部从皖南北渡长江进入皖东，第4支队其余部队陆续到达皖东。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徐海东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以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以张所带军部特务营改编）。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注，津浦路东属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游击区域）；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巢县、无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
新四军游击支队的东进：1938年9月30日，中共河南省委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的游击支队（由彭雪枫指挥）东征，11月11日抵达西华县杜岗镇，与原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及肖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会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随后继续东进，初创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皖东北和江苏邳县、睢宁、铜山等地的工作。该部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
八路军新四军的会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军总部指令，1940年5月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344旅、新编第2旅及教导营干部共约1.2万人南下，分两个梯队先后来到安徽涡阳地区。活跃于鲁西南地区的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9年5月南下至徐州以南、灵璧以北地区，展开游击战。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之一部南下邳县、睢宁、铜山一带。
1940年8月，新四军第6支队（欠第4总队）与八路军第二纵队第344旅（欠第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随后新四军第6支队中的第4总队与南下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二纵队新2旅及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决定，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担任向西防御任务，由第五纵队担任向东发展任务，准备东进苏北，配合陈毅、管文蔚、叶飞的苏北工作。
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的任务是“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
1939年冬，新四军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但在华中仍有广大地区尚待开辟，抗日根据地有待巩固。因此，尽速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是关系到抗战全局的一项战略任务。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华中敌、友、我各方的情况，深入地研究了发展华中的突击方向问题。认为，在华中敌后，新四军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有三个，一是鄂豫边区；二是豫东地区；三是江苏北部。而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认为向西发展受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限制，目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对我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因为这时苏北地区己成为敌后，大多数县城无敌据点，只在交通沿线和部分城镇驻有日伪军，国民党军仅有韩德勤部，他们鱼肉白姓，为人民所痛恨，且内部矛盾重重。这里南临京沪，北控徐蚌，依江濒海，回旋余地大，有利于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向南可与苏南抗日根据地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日本侵略军总部。向北可与山东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背靠115师。向西接冀鲁豫，与129师相呼应，相互依托，利于发展，便于沟通华中与华北的联系，有利于新四军同八路军陇同作战。因此，确定把苏北作为新四军当前的战略突击方向。同时，建议中央指派江南新四军一部北上，华北八路军一部南下，合力开辟苏北。1940年1月11日，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合力发展苏北的部署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