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代文豪，是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他在诗、词、散文里表现出的豪迈气魄，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他在词境扩大，词风变革等方面，开创了词创作的新阶段，为词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从而奠定了他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
苏词取材广泛，意境开阔，气势恢宏，风格豪放，一反五代以来词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小情调，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
首先，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开创了词的新境界。苏轼之前，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婉丽词风弥漫一时，词作为一种“歌词”专写儿女恋情供歌馆楼台或民间市井谱曲演唱，柳永的浮艳之词也好，晏殊的儒雅之词也好，都没有跳出女性题材的范围，在意境上没衡培乱有高远的立意，没有清新的格调。直到范仲淹、欧阳修等少数有政治抱负的作家开始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并在词里表现出新风格，而苏轼正是诗文革新运动的贯彻者，他在“新风格”的基础上，力求变革，开创了与婉约派对立的豪放词派。苏轼无论在词的内容、题材、格调等方面，都超出了原来范畴和层次，或议军论政、记事抒怀，或反映民间疾苦、身世友情，或描绘山水风光、田园生活，或咏史怀古、说理谈玄，都在词中有所表现。而且在作品中力写开阔之境，抒高远之志，寓新奇之意。他推崇高雅的词风，使词从传统的缠绵浮艳中跳出来，吸纳大自然的清新境界，抒写创作主体的广阔胸怀，从而成为“自是一家”词。① 而且，有响亮的理论作为自觉的创作先导，更有苏门弟子们鼓吹呼应，终于为词体拓疆千里，卓然与传统婉约词成一敌国，从而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大到词的领域里去，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就是写他在射猎中所激发的要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是苏轼词中最早的一首豪放词，写的是要建功立业的内容，可见他有意要避开当时流行的以柳永为代表的缠绵悱恻、离情别绪的艳词，而要以多题材的涉入为词中空创作开辟一个新领域，开创一个新境界， “自是一家”，此词“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②
后来，苏轼在密州怀念分别五年的弟弟苏辙，写下了境界高远咐档旷达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前小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据说，曾由著名歌者袁绹歌唱这首词，苏轼起舞。可见苏轼的感情已经随着词的意境化入无限的宇宙中去了。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再到“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真是空灵飘渺，天上地下，不知身在人间。而月照无眠之人，把对弟弟的感情和人生的感慨升华到广阔无垠的环宇中，可谓意境之高远，境界之阔大。
其次，苏轼以诗为词，恢宏豪放，提倡一种阳刚之美的新词风。“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抱，既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际，反映社会盛衰和历史浮沉，又可以如唐诗般高华悲壮气势恢宏，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有天风浩浩海涛荡荡的气势。是一种男子汉词，士大夫词，一种雄壮豪放之词，而不应一味沉溺于闺房之内雌声学语或男子而作闺音。可见，苏轼“以诗为词”，就是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推赏唐诗所具有的恢宏气象与高远境界，以及充溢其间的情感力量（在此方面，他曾一分为二地称赞过柳词〔八声甘州〕之“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有“不减唐人高处。”），旨在呼应自已为词拓境千里的创作实践，为词注入了强烈的主观生命意识，突出表现了抒情主体的个性风貌，扩大了词的文学抒情功能，把小词的艳科品质和地位提升到诗的地位上来，显然是一种推尊词体、改革词风而产生的新的词学观念，这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如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气势雄浑，词境壮阔，表现出一种大气磅礴的阳刚之美。这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之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拓者。这首先决定于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改变和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北宋一些著名文人在政治上都有比较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因此，在文化上他们也不满唐五代以来萎靡的文风，渴望刚健豪迈之气，于是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其余波不能不影响到词坛。除范仲淹、欧阳修的词已有一些清新开阔外，王安石更明确反对依声填词的作法，苏轼继承了他们的作风，加以恢宏变化，从而开创了词坛上一个重要流派。其次，决定于苏轼一生丰富的阅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领袖地位和他在诗文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不能满足于前代词人的成就，也反对曾风靡一时的柳永词风。在俞文豹《吹剑续录》中有一段著名的记载可说明苏轼对“豪放”词风的倾心，“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幕士举二家代表作又以形象有趣的语言揭示两家词的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对比鲜明，一语中的，使东坡为之绝倒。可见苏轼对“豪放”的推崇。他曾以“豪放”论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里的“豪放”是指在艺术品中表现出来的创作主体充满郁勃自由的创造精神。苏轼以“豪放”论词而指出其精神本质是“快活”，这是苏轼一贯主张并努力追求的文艺创造的自由境界，这种境界的实现，即是其生命存在的一种大欢喜状态，是情感的热烈奔放，表达的充分自由的艺术创造，正合道家的“逍遥游”和佛家的“得大自在”，也正是“豪放”风格的妙旨，即人的精神本质。
再次，苏词突破原来用词规范，引进慷慨豪放曲调，创新词的章韵协律。苏轼在语言上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突破原来用词框框，多方面采撷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远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如元丰元年（1078），时任徐州太守的苏轼所写的五首〔浣溪沙〕第一次把农事写入词里，如其三“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其四“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人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这些词句清新自然，接近口语白话，读来让人亲切感动，又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而有的作品里一些激情奔放的语言，更是对传统婉词框框的突破。如〔念奴娇〕《中秋》：“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即使悼亡之作，也写得意境开阔，别具一格如〔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在曲调选择上，苏词引进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如〔念奴娇〕、〔沁园春〕、〔永遇乐〕、〔贺新郎〕、〔满江红〕、〔水调歌头〕、〔八声甘州〕等等。这些曲调本身就大气厚重，慷慨豪放，适合抒发“大江东去”之类的壮阔之词，而饱含深厚思想感情的豪放之词，再配以慷慨雄壮之曲调，就会相得益彰，达到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
在音韵协律上，苏轼并没有因为自己主张“豪放”就取消词作为歌唱艺术的形式特征，特别是词的音韵协律问题，而是主张在法度之中的出奇生新、自由创造，而不是没有法度的粗豪。提倡“细琢歌词稳称声”③ 使之韵律可歌。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如〔醉翁操〕序云：“琅琊幽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然忘归。既去十余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这篇小序可说是苏轼对词乐审美理想的表述：琴声写出泉石之天籁与高人之雅趣，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审美境界。而苏轼的音律标准，不以“粗合韵度”为满足，更不是互为牵制绳约，而是希望达到一种音韵与词谐调一致的境界。琴声写出泉石之声，更寄寓高人的心声，一派天籁，洋溢天趣，而又声词谐协，真是尽善尽美了。
第四，苏轼以豪迈奔放的感情，坦荡开朗的胸怀，形成浪漫主义基调。苏轼一生正直刚毅，坦率真诚，胸怀旷达，性情豪放。虽为官做宦，挣扎在新、旧党之间，屡遭贬谪，逆境丛生，但依然乐观向上，坚定生活的信心，即使被投到万里之外的海南儋耳，归期无日，却于命运漩涡之中能自振自拔，超然处逆境能自安，一种志节，一种沉毅，不改其度，我行我素，卓然自立，其词之格调也自然高雅，仿佛生命于压抑下愈挫愈奋，显示了坚强的人格力量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如因“乌台诗案”而被贬到黄州的苏轼，在同僚疏离，亲朋远去的极端孤寂的日子里，他悲愤欲绝，痛苦不堪。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极颓唐下去，在经过短暂的心理调整之后，又重新振作起来，书写出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借古喻今，抒发了对人生的无限感慨，成为他豪放之词的代表作。又如在元丰六年（1083）夏秋所作的〔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气势雄健，大笔挥洒，开阖自如，鲜明地体现了东坡虽遭贬流放于山水，却胸有浩然之气，随遇而快，乐观倔强的宽广情怀。
有天下第一襟抱，方有天下第一诗文。苏轼正因有豁达乐观、超然向上的品格，其诗词才有摆脱束缚，抒发自由，独行其意，冲决一切罗网的革新气概。不管是直接取材于重要社会问题的作品，还是抒发个人感触的词篇，都能在鲜活的历史画卷中展露真挚的心声。他勤于政事，肯定人生，关心民间疾苦，每到一处，都尽其所能为百姓谋利益，而对个人的遭遇思虑较少。这种坦荡的怀抱和胸襟以及他本身所具有的激情，使他的一些词作在内容上充满“逸怀浩气”，④贯注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济世理想，在形式上则健笔纵横，气势磅礴，具有浪漫主义特色，读后使人豪迈向上。如[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第五，卓越的贡献，广泛的影响，奠定了苏轼在词史上的特殊地位。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文学大师一样的崇高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诗、词、文、书都出类拔萃的高手，对中国文坛做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尤其在词的创作上，他是革新家，从理论到实践，是极富创造精神的第一流词人，开一代豪放词风，冲破了词为艳科的樊篱，“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⑤ 苏轼以他的创作，提高了词的地位，扩大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表现功能和社会作用，丰富并宏大了词的意境。他以诗为词，兼收并蓄，汪洋恣肆，恢宏豪放，如南宋刘辰翁所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纵观苏词，内容博大，风格多样，极豪放雄健之致而无叫嚣，极深婉缠绵之思而不细碎。如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小词表面是对春光流逝，佳人难觅的感叹，反映了苏词豪放风格之外的另一面。但作者的失意情怀和旷达的人生态度也在此委婉细腻地隐隐透出。“天涯何处无芳草？”哪里不可以觅到佳人呢？哪里又不可以安家呢？“我生面事皆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和蒋夔寄茶》）。而“多情却被无情恼”，却又是词人的自嘲。一生忠直，却常受诽谤，落得个远谪岭南的下场。“作者在嘲笑自己的多情，也就是在嘲笑那些加在自己身上不公的命运，在笑一切悲剧啊”（《唐宋诗词赏析》）。此词构思新巧，奇情四溢，寓庄于谐，说理自然，语言回环流转，风格清新婉丽，虽缠绵而不细碎，即婉约而不绮靡，感伤与旷达相杂，在悲苦失意中又含蕴着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这就是苏轼的词，是苏轼式的婉约，依然透着缕缕豪气。
苏轼词风深深影响着他周围的一批作家，以后流播南宋和金元，直到近代、现代。他是欧阳修以后北宋文坛杰出的领导者，他的周围聚集了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以及陈师道等，他们都受到苏轼的培养和影响，而成为知名词（诗）人，其中黄庭坚成果最大，他是苏门中继东坡之后论词最有见解也最为深刻者。他主要的建树是当苏轼完成了词由《花间》传统的应歌到词人的自我抒情的质变后，及时而又深刻地论述了词学中作为抒情主体的作家论，是苏轼词学本体论的合理延伸和独到的开拓。
南宋以后，苏轼的诗词文集更为流行。他的一生执中持平、刚正不阿，虽屡遭贬谪，而处之泰然。这种处世态度也引起后世正直文人的同情和钦仰。如南宋陆游、辛弃疾，金元好问，明袁宏道，清陈维崧、查慎行等，他们的成就有大小，但都明显看出苏轼的影响，尤其苏轼的浪漫主义精神和豪放不羁的词风为后来许多不满现状、要求变革创新的诗人词家所喜爱和仿效，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如陆游的《秋波媚》“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等等，显然受到了苏词豪放之风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