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花落美国
，那些平日风光无限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理应反躬自问：是否配得上经济学家的称号，是否应少一些中国文人的浮躁和功利传统，像许三多一样“做有意义的事”。
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
当然，中国经济学家迄今不能获得诺贝尔皇冠的原因很多。一个原因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落后。现代经济学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基础，倡导实证分析方法，技术性工具的引入让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中的“自然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要求技术性和理论原创性兼备，而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或者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者（比如高鸿业和厉以宁等），或者是更多地偏重于实践而不是理论原创（比如薛暮桥和吴敬琏等），因此不被诺贝尔奖青睐也情有可原，尽管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甚至经济改革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诺贝尔奖更偏重于该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理论形成后一般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虽然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一个待解之谜，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目前似乎并没有一套解释中国奇迹的完整理论，即使有了也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当然，中国经济学科研和评估体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也是重要原因，这也是自然学科同样面临的问题。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华裔科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却一直没有华裔经济学家获得经济学奖，甚至连获得提名都很少，这已经不能从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落后这个客观原因来解释，因为华裔经济学家大都在国外进行学术研究，同欧美经济学家的学术环境是一致的，为什么他们也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呢？这里面或许存在文化的因素。
经济学尽管纳入了数学和统计学等技术性学科，但仍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一个真理性的亘古不变的理论，这就更多需要经济学家的“思想”来支撑，用简单的逻辑来解释复杂的现实生活，并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和社会进程。因此，相比物理和化学等领域的科学族并家而兆肢迹言，在有中国生活背景的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身上，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中国文人的色彩更浓，而他们也必然存在中国文人的通病，比如文人相轻、爱面子、浮躁、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等等。这种中国文人的通病是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障碍，特别对于生活在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不能摆脱在转轨期间权力和资本的诱惑，其中国文人的通病将更为明显。
现代经济学更加重视“技术性”，目前在国际经济学界相对受认可的华人经济学家恰好大都集中“技术性”较强的计量经济学领域，这增加了该研究领域的华裔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问鼎诺贝饥高尔经济学奖的可能。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包括邹至庄、白聚山、李龙飞、张俊森和艾春荣等。有意思的是除了邹至庄和艾春荣外，其他几位都是理工科出身，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文人的通病左右着经济研究的成果。事实上，中国文人的通病对自然学科领域也有影响。西南联大毕业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恰恰因为中国文人的通病而分道扬镳，给世人留下了不少遗憾。
当然，有规则就有例外，未来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当然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但如果不能摆脱浮躁的学风和文人相轻的习惯，不能更多地关注现实关注基础理论，就会丧失很多机会，即使获奖或许也只能集中在技术性更强的计量经济学领域。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