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从配第到18世纪中叶，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过程中，出现了若干占有一定地位的经济学家。虽然他们都只是次要的作家，但在某些经济问题上，他们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见解。
J。洛克（1632～1704） 配第的直接后继者。他的主要经济着作有《政府论》上下篇（1680～1690）和《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洛克的享乐主义哲学为斯密的人性论提供了心理基础。洛克认为，劳动几乎提供一切东西的全部价值。他又以“自然法”来论证所有权的界限，认为由于土地和货币的分配不均所产生的地租和利息都导致了对“自然法”的破坏。这实际上就是把二者都归结为对劳动的剥削。
D。诺思（1641～1691） 另一个配第的直接后继者。他的主要经济着作为《贸易论：主要是关于利息、硬币的铸造和损坏、货币量的扩大问题》（1691）。诺思第一次提出关于资本的明确概念，而且把对利息的肯定，作为资本起来反抗土地所有权的最初形式。诺思关于自由贸易的学说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先驱者。
“那位匿名者”（姓氏生卒年代不详） 在他的匿名着作《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大约出版于1739或1740）中指出：“当它们（生活必需品）互相交换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所必须的和通常所用掉的劳动量”。显然，这位作者已经有了社会必要劳动的原始思想。
J。马西（？～1784） 虽然保留着若干重商主义的思想，而仍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利息论的进步性。在他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匿名发表）中，他坚决反对配第和洛克所认为利息率高低取决于货币量的观点，而宣称利息只不过是利润的一部分，利息的高低总是由一般利润率来决定，利润本身成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这就矫正了配第和洛克认为被贷放的实际是货币而不是资本的错误，提高了对资本的认识。马西这一理论对于他同时代的D。休谟（1711～1776）和后来的斯密都有深刻的影响。但马西和休谟两人都没有涉及利润本身的源泉问题。
D。休谟 对斯密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经济论着《论商业》、《论货币》、《论利息》、《论贸易平衡》、《论赋税》，收集在《政治论丛》（1752）论文集中。他提出了贸易差额平衡的学说，认为这种平衡是按着各国不同的经济情况而自然决定的，从而贸易不能始终有损或有利于某一国，为自由贸易论反驳重商主义的贸易控制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休谟是货币数量论者，他认为商品价格的腾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但价格变动并不紧随着金银的增加而是需要一些时间，这是所谓价格滞后现象，而这种货币贬值只在最后才提高劳动价格即提高工资，这是所谓工资滞后。正是在这滞后时期，货币贬值对于工商业起了鼓舞作用。
A。斯密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最杰出的代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他第一次把以前的经济知识归结为一个统一和完整的体系并加以丰富和发展。斯密最主要的经济学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巨着。他强调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并认为增加国民财富靠两种方法：第一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力，第二是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前者靠加强劳动分工；后者靠增加资本。斯密全部的经济理论几乎都是在探讨这两个命题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斯密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公认的宗师。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既是古典派的又是庸俗派的各学说的启发点。
D。李嘉图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另一个最杰出的代表，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在此书中，他建立了以价值论为基础、分配论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体系。和斯密一样，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企图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财富的创造。他考察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个主要阶级的关系和与之相应的社会三种收入相互消长的关系，不隐讳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作为他的研究的出发点。李嘉图站在资本家方面的立场是鲜明的。所以，有人认为李嘉图是党派经济学家，而其学说则成为党派斗争的旗帜。也因为这样，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在李嘉图同时代或稍晚一点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还有几个值得提出的对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作了补充的人物。
E。威斯特（1782～1828） 李嘉图的同代人。他在《论资本用于土地，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1815年匿名出版）中，阐述了土地的收益不会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例增加的地租论。
J。巴顿（1789～1852） 在《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中，考察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劳动需求相对减少的问题。他第一次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转化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他称之为流动资本）同转化为机器的那一部分资本（他称之为固定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由于劳动的需求的增加取决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而不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增加，就业工人的人数不同国家资本的增长成比例，工业不发达国家的就业人数会比工业发达国家的就业人数相对地要多。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加上了“论机器”的第31章，接受了巴顿对机器的看法，承认他自己原来看法的错误。
G。拉姆赛（1800～1871） 其时代稍晚于李嘉图。在《论财富的分配》（1836）中，把流通过程得出的、作为唯一区别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名称上保留下来，但对于二者的构成却从生产过程作了说明。从而，事实上把固定资本归结为不变资本，把流动资本归结为可变资本。在这个基础上分析分配，他得出了工资等于流动资本（实为可变资本），“总利润”等于商品总价值减去工资和固定资本（实为不变资本）的补偿后的全部剩余的结论。拉姆赛接近于正确地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
R。琼斯（1790～1855） 和拉姆赛同时代。他的经济着作有《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和《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在地租起源的见解上，琼斯胜于李嘉图。他反驳了后者的土地收益递减的论断。他认为地租的产生与土地肥沃程度无关，而起源于土地的占有。琼斯已经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地租由超额利润构成。在历史地解释经济方面，琼斯也比李嘉图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看作社会生产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变化，经济关系以及与此相连的国民的社会状况、道德状况和政治状况，也都在发生变化。马克思指出，在琼斯这里，“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这门实际科学是怎样结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72页）。
特征和主要理论 自然规律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英国古典经济学杰出的代表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这些自然规律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斯密和李嘉图都把自然规律归结为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个人人性的表达。他们所谓的个人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一般市民，而他们的人性就是利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