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战国策》
摘要：《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思想性 民本思想 倾向性高携岁 重士
一：《战国策》的思想比较复杂，今略举大端。其进步思想表现在：
1、反映了民本思想。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十分流行，《战国策》有些文章表现出对平民力量的重视，如“赵威后问齐使”把平民的地位放在君位之上，认为“苟无民，何以有君？”（《齐策四》）这和《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有相通之处。又如冯谖为孟尝君营造三窟，其中之一就是“焚券”、“市义”，使薛地百姓皆呼“万岁”。虽然是为了收买人心，但也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人心向背对贵族的安危是如何重要。这种思想在书中比比皆是。《战国策》对那些残害百姓、杀戮忠良、荒淫无耻的统治者予以无情地揭露。如宋康王无道，“骂国老谏者，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任之背，锲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于是“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宋卫策》）齐闵王拒谏饰非，枉杀直臣，弄得百姓不附，宋族离心，国被燕所伐，身卫淖齿所杀。（《齐策五》）作者对这些暴君都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
2、有明显的“贵士”的倾向，把士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颜斶见齐宣王，大胆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垅”。燕昭王筑黄金台，尊郭槐为师，礼贤下士，“士争凑燕”，终于破齐复国，报了大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思想对于束缚人才的世卿世禄的官吏制度是一个冲击。书中还提出发现人才要不拘一格，不能求全责备，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要看大节，而不苛求小疵；要充分信任，而不要随便怀疑等，这些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3、《战国策》记录了许多嘉言善行，虽主要是对某些统治者的规劝，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如触龙说赵太后，主张贵族子弟要及早为国立功，长辈不要溺爱，否则，“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是非常危险的。公子牟劝范睢，“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果肉期而果肉至，果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唐且向信陵君建议：“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些话具有格言意义，包含了某种生活哲理。
4、对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国君，《战国策》给予充分肯定。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遭到国内保守派的反对，他毫不退缩，同他们反复辩论，坚持到底。他多次宣布“反古未可非，循理未足多”。“便国不必法古”，礼、法、政、教都要从实际出发。并且明确表示，儒家所提倡的那一套不合时宜，不足取法。“仁义道德，不可以束朝”（均见《赵册二》）这些都是当时观念形态变化的真实反映。
5、战国策从思想线索上看。《战国策》艺术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而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学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刘向已指出《战国策》的这种倾向。三国时秦宓曾攻讦：“战国反复，仪秦之术，杀人纫生，亡人纫存，经之所痊” （《三国志•蜀志•秦宓传》）。北宋曾巩指责《战国策》是“邪说害正”，要“放而绝之”。元人吴师道认为“是书善恶无所是非”，“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战国策序）甚至宣扬受贿有功，造谣言说假话有理，露骨的提倡个人功名利禄，宣扬利己主义等，无疑都是糟粕。
二．《战国策》的绝大多数文章中，都体现了民本思想。
1、作为两千多年以前的古籍，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赵威后问齐使》（戚睁《齐策四》）中的赵威后，把“民”的地位提高到国君之上。《邹忌讽齐王纳谏》（《齐策一》）中说，由于齐威王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齐国大治，“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冯谖客孟尝君》（《齐策四》）中的策士冯谖，为孟尝君“焚券”、“市义”，赢得“民称万岁”，孟尝君因此能以区区薛地作为避难免死的安乐之“窟”。《中山策》中有一篇《昭王既息民缮兵》，则是从反面说明民心的重要性：长平之战，秦军隐喊白起大破赵军，可是后来当昭王再次命他攻赵时，他不肯去。他说：“今秦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震惧而灭之，畏而释之，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地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因此，他断定“兵出无功”，“臣见其害，未睹其利”。 对倾慕正义、蔑视王侯、敢于反抗强暴的义侠、高士等英雄人物。
2、《战国策》予以歌颂。例如面对齐宣王不愿进前“趋势”的颜，他不但敢于直斥“王前”，而且公然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齐策四》）。又如身为一介布衣之士的鲁仲连，发誓宁愿“赴东海而死”，也不忍做暴秦的臣民（《赵策三》）。荆轲、聂政等人物，扶植正义，疾恶如仇，为被凌辱者复仇，勇于献身。还有一些“济弱扶困”、反对侵略的人物，如说服燕赵两国出兵救魏的孟尝君、谏止魏王与秦攻韩的信陵君、不惜“百舍重茧”折服楚王、免除战祸的墨子等。对于这些人物的高志洁行，《战国策》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 《战国策》体现了器重贤能、珍惜人才、崇尚智谋和智巧的思想。齐宣王采纳王斗的意见，“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齐策四》）；秦孝公以商鞅为相，实行变法，一年时间，就“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秦策一》）。《战国策》不仅对这些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高才奇能给予赞扬，而且对一些在某些事上能出“奇策异智”或在某一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不论出身尊卑，不问职业贵贱，也同样予以肯定，体现了“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的进步观点。如姚贾原本是梁国一个看门人的儿子，又有偷盗行为，因为他很会外交，秦王就任他为外交官。他为秦国解除了一场被四个国家攻伐的危机。又如《苏子谓楚王》（《楚策三》）、《汗明见春申君》（《楚策四》）等篇，也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识才、惜才、容才、任才的重要。
三．由春秋到战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这一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和礼的约束力都已荡然无存，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讹伪并起。故孟子，苟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刘向《战国策书录》产生于这种背景下的《战国策》一书，生动反映了历史的巨变，表现了那些“游说权谋之徒”的思想特点。
2、首先，是重士思想。随着宗法关系的瓦解，新的士阶层日益崛起，逐渐成为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在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地的激烈角逐中，士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国策》以大量的事实展示了士的重要的作用，说明贵士，用士的巨大的效果。如《燕策一》记燕昭王为向齐国报仇，师事郭愧，找诱天下之士，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走燕，”燕国终于强大起来，联合五国以伐齐。《齐策四》记齐宣公尊礼王斗，王斗“举士王仁任官，齐国大治”。又如《秦策一》记苏秦为赵合纵，使秦军不敢出关，书中写道：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秦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宗，贤于兄弟。……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枢之士耳，伏轼樽衔，横历天下。延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
3、作者对这些布衣之士以才智辅佐人主，左右天下形势，并为自己取卿相之尊的事迹极为称道，大肆渲染，甚至加以夸张虚构。书中有屡屡把士与王公贵族加以对比。 例如《齐策四》载：齐宣王见颜斶，曰：“前！”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
《战国策》在宣扬上述思想时，往往过分夸大士的个人作用，似乎国之安危，事之成败。完全取决于那些游说之士的智谋和辞令。
参考文献：《先秦两汉散文专题》
《战国策》
《春秋战国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