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天一阁》的文化品析
摘要：余秋雨的散文一直都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得到许多评论家的好评。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更倾注于文化方面的塑造。散文中有着独特的文化视觉，用其独特的视角，用文化的聚光灯来表现文化的脉络与韵意。余秋雨还大胆的创造了新的“意”与“思”结合的文化散文，借山水风物，寻求中国文化意蕴与人生真谛，探寻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因此，在他的《风雨天一阁》散文中主题是很突出的，文中时时闪耀着作者独到的思想光芒，作者还用准确、通俗的语言体现出其散文煽情的特点。本篇论文拟就其入选中学语文读本的《风雨天一阁》这篇散文从文化的角度上进行一些个人的品析。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当代学者、散文家。获过“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以其第一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震动文坛，从此打出“学者散文”（或曰“文化散文” ）的旗帜，他的作品沉静而具有文化底蕴，因而受到读者喜爱。《风雨天一阁》这篇散文是 余秋雨先生在他1991年出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的一篇。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从而也就顺理成章的入选中学语文名篇了。
一、《风雨天一阁》的文化视角
《风雨天一阁》是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唯一涉及中国藏书文化的散文。它不是单纯的写山水景物的散文，不是抒情的散文，也不是咏物散文，而是实现某种文化现象的脉络与意韵的散文，文中处处在言说历史与文化。《文化苦旅》一书，更侧重中国文化的论题,他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山川景物，写出来的文章就有了不同的涵义了，不仅仅是单纯的写景，也不是单纯的抒情或议论。余秋雨先生是站在一个独特的角度，用其独特的视角，用文化的聚光灯来表现文化的脉络与韵意。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说到：“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1]余秋雨更看重的是山水景物上附有的中国文化。这也正是《文化苦旅》的散文特色。
那么，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一切都是人类的文化；饮食有饮食文化，建筑有建筑文化，旅游也有旅游文化等等。而且，不同的民族也有各自民族的沉淀的文化。同种文化，各民族各国也会有不同。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文字的记载与流传，形成两种文化，一种是文字的内容，这就是历史了；一种是记载历史的方式、过程和变化的记载史，历史流传史。[2]中国历史的流传靠的是书籍，所以，藏书史也就等于是藏书文化，只不过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特别的去从藏书文化这个角度来思考过，观察过。看了余秋雨先生的《风雨天一阁》，使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文化中有这样一个领域，和这样一个学科的分支。
可以说“天一阁”这个地方，是中国藏书史上绝对不能回避的一个很重要的书楼。它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藏书楼，它凝聚了中国封建社会图书收藏、流传的基本特点。天一阁的故事，天一阁的风风雨雨，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藏书史。所以，作者也给文章命名为“风雨天一阁”。天一阁的地理位置在浙江的宁波，而文章由余秋雨这个宁波人来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明清以来的江、浙地区，文化氛围是很浓郁的，这个可能也是跟南宋迁都杭州后，中原的经济、文化和艺术的南移有很大的关系。受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法则的引导，城市、乡村的子弟读书成风气。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出现天一阁这样的藏书楼，一切都显得很自然而然了。
二、《风雨天一阁》的文化意味
《风雨天一阁》追叙了天一阁悲怆的藏书历史，歌颂了范钦及其后人可贵的文化良知。文题以“风雨”饰“天一阁”，敷设了全文的色调，结构了全文的材料，隐喻了全文的主旨。
《风雨天一阁》的开篇是一场冷飕飕的自然风雨。“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行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这是实写，又是一种隐喻；这是表征，又是象征。暴雨如注下的天一阁，传递着浓浓的历史文化风雨的信息：关于它的得名，关于它的威严，关于它艰辛的收藏关于它悲怆的传承……
第二部分“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一句，可解读为作者对天一阁的总体观感，是作者叙述天一阁历史变化的总起句。此句显露了“风雨”一词的本相，指岁月流逝这中的历史文化沧桑。于是带着这样的感受一路写去，到文章末了，作者这样归结道：“天一阁的藏书……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和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结尾处的文字，使“天一阁”的具象变成了“民族古老文化“这样一个涵盖面更为深广的意象，由此，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天一阁自然风雨和历史风雨的描述和议论，其实整体上是殊途同归于作者在《道士塔》、《莫高窟》等篇目中的思索，其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散文主旨的表述，不同于议论文。它需要意象来包容，使之具有艺术美；需要丰富的内容来充实，使之具有厚度和景深；还需要美的语言的灵动表达，使之具有弹性和质感。作为主治戏剧的文化学者，余秋雨的散文表述，是极具个性的。面对历史陈迹，作者陈述的不是风干了的历史，而是活生生的人物悲喜剧；不是教科书上硬梆梆的知性断语，而是体察人情、人性的现代感慨。于是，正如作者《自序》：“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入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
“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怎么“奔泻而出”的呢？下面我们来品读余先生对“天一阁历史文化风雨”的表述。
在这部分中，作者用戏剧家最擅长的语言，让故事成为正在上演的戏剧，用学者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博引与之相关的人物事件，用思想者最珍贵的识见，评点似乎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
文章在高屋建瓴阐述文化传承需要的人格特征之后，天一阁的“源头人物”范钦出场了。
范钦二十七岁考中进士便开始在全国各地当官。“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范钦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可以感觉到这里的叙述，已经有较强的现场说故事的味道。紧接着，作者干脆将其设计成一个可能场景，“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这里我们可以感到，作者对范钦介绍与一般文章对历史人物的介绍方式有很大不同：他用“现代进行时态”来描述“过去完成时态”的历史，使人物和事件极具现场戏剧感。由此，把范钦“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的文化人格充分生动地上凸现了出来。[4]
其后，作者行锋一转，自然地将自己近年关注的“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命题纳入文中给予阐述，然后再用范钦的“顶撞皇亲”、“严嵩不敢加害”等轶事作为佐证。如果说，用“现代进行时态”再现历史，是余秋雨的第一种笔法的话，适时介入正描写的事件之中进行评述，可以看成余秋雨的第二种笔法。这种笔法使古代人物直接成为现代理念的审视对象，由此而成的感慨便接通古今，引人深思。
散文的“散”，需要宕开一笔。作为学者，面对一个历史人物，头脑中自然地会浮想出许多与之相似、相关的人物事件。这里，作者写到范钦，便将范钦与当时也很有名的书法家、收藏家丰坊作了比较，和范钦的侄子范大澈作了比较。博引及联想式的评述，是余先生的第三种笔法。这样的结果，从艺术角度讲，使文章具有丰满厚实之美。从主旨角度来说，突出了“范钦身上所支撑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范钦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者的叙述也移到了天一阁传人的身上。
就这样，一个戏剧化的遗产分割场景出现了。
这是用“现代进行时态”描述的古代故事：“活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紧接着，作者的“现代感慨”生成了。笔法是带着现代理念审视、议论历史事件。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期待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期待书的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期待书家的覆辙。”
又接着的是“钱绣芸出嫁看书”的传奇上演了。写到这里，连作者自己也“觉得这里可以是一个文学作品了”。
的确，当年范钦的藏书也许源于其生命的自主喜好和由此而升的理性文化自觉，而天一阁传人的藏书行为，则更需要一分“意志力”，即对前辈遗产以及苛刻的保藏规则的深刻体会或虔诚敬奉。另外，藏书的目的，本是为了流播文明，但要流播文明，却需要如此的冷面规则。前文所谓的“艰辛”，所谓的“悲怆”，也许就体现在这“传承”上面。作者用“再现”、“点评”、“博引”等多种笔法，生动深刻地传达了文化承继的悲怆与神圣。
然而，最能体现范钦后人整体文化品位和人格品位的是，“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读书。作者在这里感慨万千，“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其后，作者用镜头感极强的语言写道“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秋风秋雨，使古老的藏书楼满楼风雨。文章的第五部分描述了藏书楼的厄运：窃贼和偷儿的光顾，书商的侵吞，兵火的毁焚……作者描述的景象还是那么感性：“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水船接运所偷书籍”，联想博引却异常的沉郁：“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人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沉郁之极便转为沉思。于是，余先生对“天一阁历史文化风雨”的表述，告一段落。文章进入第六部分—尾声部分，通过作者的议论，天一阁具象提升为“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而它建造、传承的过程中所遭逢到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也就是“古老文化”产生、承继过程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了。这样说来，文章的主旨就不仅是一座文遗迹和与之相关的人了，文章所采用的种种手法，其实也可看成他本人对历史文化的说法了。[4]
三、《风雨天一阁》的创作特色
（一）主题突出。
全文在展开的时候是紧扣主题，内容安排详略得当，事例精心挑选；在对比衬托中论述层次分明，深入浅出，层层递进，前后呼应；六个层次，没有平均用力，一、二、五，六是淡写；三、四浓墨重彩。无论从篇幅，语气，事例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力气集中使用在第三、四部分上。同时其他部分虽然淡写，却也是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忽略的。
（二）文中时时闪耀着作者独到的思想光芒。
这也是他的散文敢称“文化散文”的原因。例如，作者进访天一阁那天正是碰上台风暴雨之后的第二天，院内汪洋一片，他只好赤足挽裤趟水而前……。作者马上联想到历史上学者登楼看书之难，想象成是天帝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迫使学者在当代也要形貌虔诚的来朝拜。类似闲笔，其实是紧扣题目，把一种文化观念表达了出来，把对天一阁的敬畏，尊重（实际上是对文化的）诚惶诚恐的心情表达出来了。又如，选用钱绣芸姑娘的事例，从封建社会中妇女对文化的焦渴的角度来写，揭示了一个新的文化命题。再如，他在评论，介绍范钦的时候，从“健全人格”这个角度来观察论述，揭示范钦成功的原因。为什么偏偏是范钦，而不是才华更加出众，投入程度更加深的丰场和范大澈最后成功呢？
还有对乾隆采访遗书，对天一阁是否一场浩劫的看法，都闪烁着作者个人的，独特见解的思想光芒。[5]
（三）语言准确、通俗、充满情感
他的语言风格介于文学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不象文学语言那么浪漫，也没有理论语言空泛的毛病；又不象理论语言那么精神和逻辑；也没有理论语言的枯燥干涩。是一种雅俗共赏，适应性较大的语言风格，行文中必要时也有煽情的段落。
四 余秋雨式散文的文化意义
（一）学术性、文化性、思想性的大散文
余秋雨的散文不同于休闲散文，有人称之为“是一种学术性、文化性、思想性的大散文”。大散文，就是没有小家子气。休闲散文也可以是好散文，但是大散文却不是所有人都想写就写得出来的。要有文化修养，历史知识，有开放的现代意识，有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和忧患意识，还要有文笔。余秋雨选择了文化散文这样一个角度切入，也可以称扬长避短，发挥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新路。[6]
（二）将历史、文化话题通俗化
余秋雨的散文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将艰难的历史、文化话题通俗化了，这就是在大众与文化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所以雅俗共赏不仅是风格问题，也有大众观念，文化普及的意义。[7] 余秋雨的散文是当今文化书籍的市场奇迹.在一切学术类,文化类专著都滞销、赔本的大形势下，余秋雨的散文却一版再版，成为畅销图书之一。余秋雨的散文能够畅销，盗版书能蜂拥而上，说明它的读者多。读者的选择也说明了他的成功，说明在这一点上有意义。20世纪的最后100天，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的“千禧之旅”特邀请余秋雨，行程数万里路，考察人类几个最重要的文明发祥地。走一路，写一路，文章称《秋雨日记—千年巡拜》。后来文章也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北京晚报》上。这组文章“千年巡拜”的创意，显然源于《文化苦旅》，只不过一个是国内巡拜，一个是国际巡拜。余秋雨先生的讲学旅游，冲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行程更加远，范围也更加大，由中国到地球全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地了。
（三）争论和批评
对余秋雨先生散文的批评意见也相当活跃，争论相当激烈，这在文化界和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可称“余秋雨现象”的热点。特别是有一本叫《十作家批判书》，专门收集对当红的10位作家的反面意见。其中批评余秋雨的那篇叫做《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这本书标榜的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因此里面的批评意见都是比较尖锐的。另外还有一本书叫做《余秋雨现象批判》，收集的全部都是针对余秋雨散文的评论文章，两方面的都有。书的主旨是为读者提供一份20世纪90年代关于余秋雨现象的文化备忘录。
争论和批评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余秋雨的散文不是十全十美的，某些文章可能还有一些硬伤，需要在正常的，积极的评价，将散文创作提高一个层次。而且，在多元化竞争的社会转型期，也需要各种文化选择和文化观念之间的碰撞、交融和磨合。争论有利于文化事业的整体成熟和繁荣。余秋雨的散文能引起这样的争论，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