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以开出租车为生。那是一种西部牛仔般的生活，一种适合我这种不想头上有一个老板的人过的生活。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其实那也是一种责任。
我负责开夜班车，于是我的出租车成了个流动的忏悔室。那些不知姓名的乘客们坐上车，坐在我身后，对我讲述他们的人生。我遭遇过各式各样的乘客，让我吃惊的、让我高尚起来的、让我开怀大笑或者伤感流泪的。但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在8月的深夜搭我便车的一个女人。
凌晨2:30，我开车到一座大楼前，那座大楼一片漆黑，只有一楼的窗户透射出一点微弱的灯光。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数司机都只是按一两下喇叭，等待片刻，便开车离去。
但我曾见过太多疲惫无力的人，出租车是他们惟一能依靠的交通工具。除非我确实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否则我都要走去敲门。我告诉自己，那个乘客可能是某个需要我帮助的人。于是我走过去敲了敲门。“等一下。”门里传来一个虚弱、苍老的声音，我听出什么东西在地板上缓慢拖动。经过好一阵等待，门开了，一个八十多岁的瘦小女人站在我面前，身着一件印花裙，头戴一顶贝蕾帽，帽上别着面纱，活像20世纪40年代电影中的人物。
她身旁放着一个很小的尼龙手提箱。那间公寓看上去就像多年没有人住了。所有的家具都用布覆盖着。墙上没有挂钟，敞开的橱柜里空无一物。墙角有一个纸盒子，盒子里堆满了照片和玻璃器具。
“你能帮我把箱子搬到车里去吗？”她说。
我把箱子放到车里，然后返回去扶那个老人。她挽住我的手，慢慢走向车子，不停地感谢我肯帮助她。
“这没什么，”我告诉她，“我只是这样对待我的乘客，如同我希望别人这样对待我的母亲一样。”
“噢，你真是一个好男孩。”她说。
我们坐进车后，她给了我一个地址，然后问道：“你能够开车经过市中心到那里吗？”
“那不是最近的路线。”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噢，我不介意。”她说，“我不着急。我正在去一个收容所的路上。”
我看了看后视镜。她的眼中有什么在闪烁。“我在这个世上没有亲人了，”她继续说道，“医生说我的日子已经不长了。”
我平静地伸出手，关掉了计价器，问她：“你想走哪条路线？”后面的两个小时里，我们驱车穿过整个城市。她指给我看一座大楼，她曾经做过那里的电梯管理员。
我们经过了一个社区，她和丈夫新婚时就住在那里。她还让我在一个家具仓库前停了会儿车，那里曾经是一个跳舞场，当她还是个女孩子时，曾在那里翩翩起舞。
有时她会叫我在某栋楼房或者某个街角减速，然后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盯着窗外的一片黑暗。当太阳的第一缕光芒刚露出地平线，她突然说：“我累了，我们走吧。”
我们沉默着驶向她给我的那个地址。那是栋疗养一样的低矮建筑，门廊下有条车道。
我们刚停车，就出来两个服务员，走向我的车，他们表现得热心而又急切，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我想他们肯定一直在期盼着她的到来。我打开车箱，取出那个小小的箱子，放到门口。
那个女人已经坐在轮椅上了。
“我应该付你多少钱？”她一边问，一边伸手去掏钱包。
“1分钱都不用付。”我说。
“你也得过日子啊。”她回答我。
“我还会碰到其他的乘客。”我告诉她。
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我弯腰拥抱了她。她也紧紧抱着我。
“你为一个衰老的妇女带来了片刻的欢乐，”她对我说，“谢谢。”
我握了握她的手，走向那朦胧的黎明曙光。在我身后，门“砰”地关上了。
那个清晨我没再搭载别的乘客。我漫无目的地行驶在大街上，陷入深深的思索。那一天里，我几乎一言不发。假如那个女人碰到一个脾气糟糕的司机，或者一个因为夜班即将结束而显得不耐烦的司机呢？
如果我拒绝载她，或者当时只是鸣了一次喇叭就扬长而去了呢？
我的思绪飞快到回到了过去，我想这一生里还没发生过比这个夜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习惯于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那些精彩的时刻。但精彩的时刻总是穿着旁人看来很不起眼的外衣、不知不觉来到我们身边的。人们可能已记不得你曾经做过什么，说过什么了……可他们会记得你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感觉。
稍微停下你的脚步，品味那些你已拥有的回忆。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小事，虽然只是小事，却让别人的那一天与众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