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林局长谈到的影响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诸多方面的问题，最突出者莫过于同期《瞭望》新闻周刊另一篇文章分析的社会组织的身份尴尬——作为区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部门”，中国的社会组织近年数量激增，但大多数只能游走在灰色地带，未能取得合法的身份。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目前致力于艾滋病防控的400多个社会组织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得到民政部门批准和注册。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登记管理机关（主要是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对社会组织行使监督管理职能，社会组织要在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必须先找到一个政府部门或其授权的组织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否则民政部门不予批准。但是，要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作为“婆婆”，有时简直比登天还难，一些社会组织只好暂时放弃登记注册，先以一种“不合法”的状态运作起来。
现行“双重管理体制”有一个逻辑前提是，社会组织从事的活动可能带来各种难以控制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对那些可能产生风险的社会组织不予发放“准生证”。其实，社会组织可能产生的风险往往被人为夸大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中国十余年来社会发育的实践表明，社会组织在社会事务管理中的功能与地位不可或缺。特别是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利益不断重组与分配，政府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可以有效分担社会管理责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与普通公民之间充任中介角色，起到协调和缓冲的作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结果，不但不会影响政府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反而将有助于减轻政府的压力，缓解社会矛盾，使社会结构趋于合理和稳定。同时，对于社会组织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必须通过法治手段予以解决和规范。
我们看到，受“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大批社会组织不能在民政部门合法登记，于是被迫以工商登记的形式寻求合法注册（为此须按企业的标准缴纳工商管理费用和纳税，无端加重了组织运作成本），或干脆放弃登记，以“非法”形式开展活动（为此面临着随时被取缔的命运）。如果要说“风险”，“双重管理体制”抬高了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门槛，客观上催生了大批“非法”的社会组织，后者既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也不便接受来自政府和社会的监管，由此倒真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风险。
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时，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在论述“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时，提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在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的现实语境下，改革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放宽对社会组织的注册限制，使大批社会组织从“非法”转为合法，从“地下”走向阳光，既可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又能将社会组织纳入政府服务和监管的范围，促进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优势互补，实现兴利除弊与社会善治。
社会开放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艾滋病防控、救灾扶贫、环境保护、公民维权等社会治理领域向社会组织开放，是社会开放的题中应有之意。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调整社会组织注册的相关规定，降低社会组织的“准生”门槛，使大批社会组织走出“不合法”的尴尬，再也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