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 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
陪同的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1932年，吉鸿昌回国，率领抗日同盟军，转战长城内外，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不幸被敌人诱捕，就义前他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一句“我是中国人”，一声惊天霹雳，一身铮铮铁骨，吓退了多少人，惊醒了多少人。不以国弱而耻辱，不因国破而逃亡，这既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又维护了个人的尊严！
2、梁启超九岁那年，他的祖父梁维清带着他乘坐木船，由水路经江门前往广州参加考试，这个还是梁启超第一次离开家乡。
当时满船的人都是准备应试的赶考的书生，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在讨论学问和夸耀才学的。一日在船上吃午饭，刚好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有一个考生就提议以咸鱼为题进行吟诗或作对。
其实用咸鱼入诗入对，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因为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但毕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俗话说：“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说的仍然是臭，并且是与“入芝兰之室”相对着的，话题一出，当时满船的考生都一下子被难倒了，大家纷纷都在抓耳挠腮，苦苦思考。
梁启超稍停片刻，便当众吟诵：“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在座的人听了，都不约如同地愣了一下，然后大家都拍手叫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的诗做得十分切题，风格典雅，诗意浓郁，而且适当地运用典故，不落俗套，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句。
到后来有人讨论到梁启超的时候，就有这样戏言：“广东咸鱼从此得翻身了，入风流儒雅的一类了”，这个可能都是从梁启超作咸鱼诗中得到的。
3、刘胡兰，一位10岁参加抗日儿童团、14岁参加共产党的小姑娘。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为掩护革命同志转移而被捕。
她坚贞不屈，神情镇定，从容地卧倒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牺牲，年仅15岁。毛泽东亲自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女性一直是弱小者的代名词，但有谁敢说刘胡兰弱小?因为有了理想，弱小的身躯里也装着无限大的勇气。她死得伟大，死得光荣。
4、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
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
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5、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
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弃医习文。
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
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