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电影业发展的两个主流特征是：
1，大批电影精英来渝，重庆成为当时中国的电影重镇。2，重庆的影市空前繁荣，抗战电影成中流砥柱。
早在70多年前的重庆，是当时中国电影制作发行的重镇。重庆，集聚了当时中国主要的制片厂、发行机构和一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电影界的所有精英。 他们不仅是重庆抗战电影的中坚力量，也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重庆，诞生了中国第一部谍战大片《孤岛天堂》；重庆，拍摄了首部由日本战俘本色出演的电影《东亚之光》，堪称史上绝唱；重庆，开创了中国纪录片摄制的先河，《民族万岁》、《西藏巡礼》等先后问世。
抗战期间，重庆的4家大型电影机构，共拍摄了200多部各类影片，不仅代表了民族政治利益的声画宣谕，也对中国电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大批电影精英来渝 奠定重庆电影重镇基础
1938年9月27日，中国电影制片厂由武汉迁来重庆，选址观音岩纯阳洞。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和编导委员会主任阳翰笙的领导下，中制团结了众多进步电影工作者，如史东山、司徒慧敏、夏衍、蔡楚生、郑君里、舒绣文、张瑞芳、秦怡等，职员从最初的220人增加到466人，成为当时大后方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制片基地。
比中国电影制片厂来得更早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 中电在1938年初从芜湖迁来重庆，在南岸玄坛庙黄家巷租下了一幢别墅作为场址。 中电旗下则拥有赵丹、白杨、魏鹤龄、王人美、吴茵、顾而已、金焰、高占非、沈西苓、孙瑜等一批优秀电影工作者。
1942年、1943年，直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也先后在重庆成立。
正因为重庆抗战电影的产业基础是官营电影体系，加上当时正处于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因此也决定了重庆抗战电影“鲜明的正统色彩”，当时重庆出品的每一部影片都是抗战的有力武器，呈现出与此前电影完全不同的特质。
二，影市空前繁荣 重庆抗战电影成中流砥柱
据统计，当时“中电”出品的影片平均每月有7万人观看，换言之，每天有2000余观众；而“中制”方面，平均每天有该厂出品的一部半电影在放映，全国人口每250人中即有1人看该厂的电影。
1940年2月，重庆有影院居然在报刊上刊登这类启事“昨天场场客满，售座记录突破任何一切巨片”、“已看过者请勿再看，以免场场拥挤；未看过者敬请早临，以免向隅。 ”
抗战期间电影最火的恐怕要算中制出品的《日本间谍》了。 该片根据意大利人范斯伯的自传《神明的子孙在中国》改编而成，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3年4月，影片在国泰、唯一、抗建堂等三家影院首映，场场爆满。 甚至在抗战胜利后，该片还在上海大光明戏院连映40多天，创下了战后国产电影的最高卖座纪录。
抗战期间，重庆摄制的纪录电影也达到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点，涌现出大量品种丰富的纪录片，包括纪录片种类中的“重头戏”——大型综合性纪录片。 比如，由郑君里编导、历时三年远涉数省完成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讲述了汉、蒙、回、苗、彝等民族的风土人情以及各民族人民身处抗战大潮中的踊跃表现。
记得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中对重庆抗战电影是这样评述：“这时期的电影无不宣传了抗战思想，描写了抗战现实。 尤为可贵的是其中的大部分影片，都不同程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人民战争思想。 发动群众抗战，表现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构成了这一时期抗日电影创作的基本主题。 ”重庆电影界坚持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任务，因此重庆出品的电影也成为抗战电影的中流砥柱。
这里要强调的关键一点就是，抗战电影所取得的成就，与周恩来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密不可分。在南方局的领导下，重庆抗战电影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为大后方文化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庆的战时电影不仅代表了民族政治利益的声画宣谕，而且影响深远。 战后拍摄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影片在内容上与大后方的抗战生活密切相关，并大量使用纪实手法，促成了战后中国电影的辉煌。
抗战期间，重庆也成了中国的电影发行中心，除集中了国内的一些电影发行机构外，国外的如苏联亚洲电影公司，美国的米高梅、20世纪福克斯、派拉蒙、华纳、哥伦比亚等均在重庆设有发行机构。
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电影编、导、演和制作人才，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