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的宫城县北部发生里氏9.0级的特大地震。此次地震造成海啸、火灾、核泄露、环境污染等复合灾害的并发，对于日本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各个层面均造成极大的冲击。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此次东部大地震已造成近3万人的伤亡和无法比拟的巨额财产损失，而且受其影响，日本仍处于高强度余震的危险频发期，部分地区的生产及生活秩序短期内仍无法转入正常轨道。
视线聚焦于日本经济。通过各类的调查和统计数据显示，3·11东日本大地震是继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经济所遭受的“二次危机”，尚未完全摆脱金融危机泥沼的日本，又在大地震等复合灾害的直击下，暴露出其经济缓慢复苏的脆弱性。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体和重要推动者，震后日本经济的走向、灾后重建的具体经济政策等显然已跃升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金砖国家（BRICS）峰会、G7和G20财长峰会、IMF等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机构及组织等，都纷纷以震后日本经济为重要议题展开讨论，凸显日本经济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全局重要性以及国际社会对其所共有的关注与担忧。
1、复合灾害造成日本经济多重受损，复苏步伐减缓或成阶段性趋势
3·11东日本大地震属于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并引发了海啸、火灾、核泄漏、食品污染等复合灾害。而且，在大地震所在地的日本东北地区，由于其产业结构和地理布局的特征与此次灾害的多元复合性相结合，加速了震后衍生灾害效应的扩散及蔓延，最终转化为对日本经济及全球经济的负面冲击。总体来看，此次大地震所引发的复合灾害具有“突发性”、“复合性”、“严重性”、“扩散性”和“持续性”的5大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不同的层面。
（1）宏观经济遭遇重创，复苏势头有所减缓，恢复信心成为当务之急。此次地震、海啸、核污染等复合灾害的来袭，对日本整体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大直接经济损失。在日本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宫城、福岛、岩手3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大量房屋及建筑物的倒塌、损毁，大面积生产性农田的被淹，致使粮食、蔬菜等农作物的产量大幅缩水，并潜藏相关民生问题的阴霾。更为严重的是，复合灾害不仅对宏观经济整体带来系统性的破坏，更对参与经济体活动的民众及企业给予沉重的心理打击，促使其在经历了自上世纪泡沫经济崩溃后的连续两个“失去的十年”，再一次陷入悲观的经济预期中。2011年4月13日，日本内阁府公布4月的《月例经济报告》中就出口、企业收益、企业经营状况、个人消费及物价动向等多方面做综合评估，指出虽然总体的经济复苏正在持续，但由于受到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复苏的趋势逐步减弱，高失业率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不仅如此，复合灾害的负面效应仍在逐步扩大、深层延伸，并呈现出“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的典型特征，甚至危及到日本经济复苏的总体环境以及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向。据日本央行4月公布的《全国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所有产业对于自身的未来发展存在明显的信心下滑，除大企业2011年3月的信心指数维持在5这一正值上，中、小型企业的同类指数各跌至负值5和负值15，同时对于2011年6月的预期更下跌至负值11和负值23，说明大地震等复合灾害的恶性冲击对于本身就并不景气的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此外，内阁府公布的2011年3月“消费动向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信心指数（两人以上的家庭，季节调整值）为38.3，同比下跌了2.6，降幅创下自2007年4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历史记录，再次反映出日本国民对未来经济的忧虑情绪有所上升的不争事实。
此外，福岛核电站的各机组接连发生爆炸及核泄漏，造成海水、土壤、大气等大范围的核污染扩散，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及周边国家国民的“核恐慌”心理，由此也制约了经济自然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对未来经济复苏的乐观预期，未来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特征也愈加突出。
（2）基础设施遭严重破坏，引发电力供应不足、物流运输停滞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由于福岛核电站等重要的电力能源供应设施遭受复合灾害的严重破坏，导致日本关东及大部分地区出现较大规模的电力供应缺口。由此，计划性停电、限电等应急措施的实施，扰乱了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正常经济秩序，致使日本国内的各家企业及跨国公司等主要经济参与体，或不同程度地陷入阶段性的停产困境，或应对性地削减原定的生产计划。就当下日本主要企业的应对策略而言，“丰田”、“本田”等著名的汽车生产商已相应地做出了部分停产或减产的艰难决定，而且其在海外的多家工厂也同样面临停产关门的潜在风险。除“丰田”、“本田”等知名汽车生产商宣布了短期的停产消息之外，其他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商，如美国的通用公司等也受到牵连，不得不做出减产或停产的相关决定。此外，以索尼公司为代表的日本乃至全球电子行业的领头羊，也纷纷遭受产业链断裂的重大打击，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停滞致使全球电子行业内发生震灾后续效应的局部性扩散。
除电力供应出现缺口之外，日本东北地区的高速公路、一般道路及主要的港口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也因地震、海啸等遭受严重破坏，致使道路通行、港口运输等无法正常运转，物流行业整体陷入混乱，个别区域的物流系统“瘫痪”，甚至出现了救援物资无法及时送达灾区的严重后果。更具破坏性的是，流通环节负面效应的大规模扩散，已成为抑制商品进出口、限制生产空间的“致命伤”，港口、机场等重要物流设施的暂时性关闭制约了日本对外经济的交流以及未来经济复苏的时间与空间。
（3）核污染危机的不断升级，成为威胁未来经济复苏最主要的不稳定因素。由于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导致的核泄露危机，引发海水、土壤、大气、食品等均产生核污染的事实，致使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经济活动、日常生活等多方面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同时，核污染更危及到农作物、食品、消费品等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及出口规模。据此前日本农林水产省调查，受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的影响，至少已有25个国家和地区限制进口日本的农产品和加工食品。[7]而且，伴随着福岛核电站核污染现象的不断扩散及恶化，将进一步加剧日本产品出口的困难度。而且，由于日本的经济结构属于出口导向型驱动的增长模式，进出口贸易就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增长、盘活内外经济的阀门，因此产品出口若发生停滞或出现大幅下滑，则经济复苏将被迫趋缓，国内产业的发展及技术升级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2、经济战略必需调整，多层次对外依存关系将愈加突出
上述的内容阐述了大地震等多重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直观地来看，此次灾害的影响对日本未来的经济走势、相关的经济政策以及产业活动的调整等，都将持续一段时间。尤其是对执政经验尚浅的民主党政府而言，应对此次复合灾害的经济危机管理，既是对灾后经济资源的再统筹、再调配，也是对其主张的经济政策的实践与调整。
（1）经济发展战略有待修改，核工业在经济复苏计划中的初始定位或将被重新审视
2009年8月末，日本民主党以压倒性的多数优势，在众议院的选举中赢得胜利，并一举将当时的党代表鸠山由纪夫推上了首相的宝座。作为鸠山内阁上任后具体的经济发展战略，2009年12月30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新成长战略（基本方针）”，其中将实施“以绿色创新为驱动的环境、能源大国战略”置于发展经济的首要位置。
但由于日美两国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搬迁问题上存有巨大分歧，而且鸠山本人又因违法收受政治献金，以其为核心的政权在刚起步仅8个多月就不幸夭折了。继鸠山由纪夫之后，民主党副代表菅直人继任首相之位，尽管在阁僚的人事安排及具体事务的处理方式上相对于鸠山政权时期发生了一定的变动，但菅直人内阁所倡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基本延续了鸠山时代所确定的“绿色经济”基本方针。
2010年6月18日，菅直人内阁首次对外公布了“强经济、强财政、强社会保障”的“三强”经济发展战略，并具体提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7大领域及相关的基本方针、目标和预期成果。[9]在菅直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延续了鸠山政府所倡导的“以绿色创新为驱动的环境、能源大国战略”。纵观鸠山版及菅直人版的两份经济发展战略，尽管未曾具体提及核能的开发及利用，但发展清洁且可再生的能源、构建低碳社会等内容表述中隐含着核技术及核能的开发及利用。而且，根据日本政府发展对外经济的既有战略来分析，不间断地向其他国家，尤其是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推销低碳、高效的日本技术、日本产品已成为主流趋势，而且其中主要就包括了核电站、新干线等技术含量较高、竞争优势明显的公共设施工程。但事与愿违，此次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事故爆发，严重戳伤了日本作为“核安全神话国家”的形象，也从根本上扰乱了核技术应用及推广在日本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布局。更为严重的是，东京等日本国内的重要政治敏感区已相继爆发了多次“抗议建造核电站、发展核技术”的群众游行活动，逼迫日本政界及民主党政府深陷核问题上的尴尬境地。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日本国民在核问题上本身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核电站的建造及应用上始终掺杂了反对的声音。此次福岛核电站所引发的核危机，提升了日本民众对核事故及涉“核”问题的担忧度，而且其忧虑情绪与此次核事故处理的后续结果息息相关，短期内日本国内或许将暂缓涉“核”敏感话题的相关事务，待“核问题”的敏感性和担忧度有所趋缓之后，再推行一系列与核相关的具体操作。
此外，民主党政府所强调的“旅游立国”等经济振兴政策也将在此次复合灾害的冲击下，成为亟待审视的经济振兴战略之一。据日本观光厅的最新统计，2011年3月访日的外国人游客仅为352,800人，同比减少50.3%，离日的国民数为1,282,000人，同比减少18%。[11]人员流动活跃性的大幅度下滑，对旅游产业的规模扩张造成极大威胁，同时殃及与旅游业相关的酒店、餐饮、交通运输、旅游产品等各个终端行业。
综上所述，随着复合灾害危机的延续以及灾后重建工作的展开，日本实际的经济重建政策以及长期的振兴战略势必会发生改变，而且，能否有效抑制灾害效应的扩散将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2）短期内农业问题成为经济外向化的包袱，但对外经贸合作是解决中长期战略发展的必备良方
由于日本长期对于本国农业实行高额的补贴和强效的政策保护，致使日本的农业、尤其是粮食作物为主的基础农业的竞争力几乎丧失殆尽，农业领域的自由开放问题成为日本对外经贸合作谈判中的主要软肋。而且，因为日本特殊的政治体制结构，庞大数量的选票和政治献金来源于与农业相关的各领域及产业内，所以农业利益集团就成为阻碍日本对外经贸合作的最大阻力。
此次的多重灾害重创了日本东北部的农业生产基地，核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短期内还无法完全显现。因此，在原本就基础不牢、开放意愿不大的农业板块，短期内对外经贸合作的步伐势必会有所放缓，下一步更多农业救助政策的实施，反而会孳生农业对于政策保护的依赖度。而且，由于日本国内整体仍处于灾后重建的艰难过渡期，条件上不具备谈合作的基础和时机，所以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进程将被暂时搁置或延缓。但就中长期的发展战略来判断，扩大并丰富对外经济合作的形式与内容，尤其是TPP（泛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FTA（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核心内容的对外经贸合作方式，将衍生为中长期势在必行的战略问题。换言之，日本加强对外合作、促进内部经济的对外开放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从某种程度来看，地震等多重灾害的发生反而会加速日本参与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进程，通过营造“拯救日本、拯救日本经济”的整体背景及氛围，扫除原先束缚日本参与TPP、FTA等经贸合作谈判的障碍或瓶颈。届时，始终受到保护的日本农业团体等也只能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让出道，并在日本全面的经济开放背景下出让部分利益。因此，一旦时机成熟，日本国内的商界精英、官僚阶级和政治家团体势必会加大此方面的工作力度，推动日本经济的外向化与合作化。
此外，从政治层面来看，此次大地震的袭来，使民主党“喜”获政治机遇期，菅首相及其领导的政府内阁避免了“破产危机”，执政经验的欠缺被暂时“淡写”。具体而言，菅直人政府原定于2011年6月就是否加入TPP一事作出决定，但对于此决定的做出，菅政府缺乏一定的调研和准备，日本国内反对意见的高涨致使此决定从一开始公布就饱受争议。但因为地震的后续负面效应不断延伸以及受损情况仍不可预估，菅直人政府就借机宣布放弃原先6月的决定计划。此外，菅政府也暂缓了与澳大利亚等国正在商谈中的EPA（经济伙伴协定）。总之，一切对外经济合作协定的商讨及签署，必须等到地震、海啸及核污染等多重灾难的危害结果逐步明朗，且国内政治环境也已脱离地震后非稳定状态。菅直人政府的此种表现无非是两手准备，即“争取时间，内部梳理”，即一是要理清从民主党鸠山政权上台以来，民主党对外政策上的脉络与得失，究竟“何可溜、何应去”需要一定的缓冲期来考证，在此基础上，重新确定后地震时代的日本对外政策的总体方针及具体实施政策；二就是为“体察民意、赢取民心”争取时间，毕竟老百姓握有决定菅直人政府和民主党的最终投票权，所以菅政府和民主党的未来政策将尽可能的考虑日本老百姓的所急与所需，争取实现“对口配菜”。
（3）东北地区失业人口骤增，未来劳动力问题恐成主要矛盾之一
据日本著名的研究机构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分析，由于此次灾害发生地的劳动力人口集中于农业、林业、水产业等第一产业，而且这些地区的农田、森林及沿海地区等都受此次复合灾害的破坏程度较为严重，上述产业内将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此外，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也同样面临劳动力剩余的重大课题，劳动力转业成为势在必行的解决途径。总体来看，灾后重建展开6年后的2017年，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严重的岩手、宫城和福岛3县的沿海地区将会有8万多的工作岗位自然流失，估算对象涵盖3县的38个市区町村。
进一步分析，此次东日本大地震的受灾地就业情况呈现以下主要特征：（1）除林业、渔业、采矿业、水电煤及热能供应等行业之外，其他行业的就业分布与日本全国总体的就业布局基本一致，就业人群主要集中于批发及零售、制造、建筑、服务等传统行业；（2）相对于日本全国而言，此地区的农林水产行业的就业人口比例较高，凸显其作为重要的粮食、海产品等生活食品生产基地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隐含了受此次复合灾害的影响，日本未来出现生活必需品自给供应不足的隐患；（3）此次灾害涉及行业面广，覆盖人数较多，总体近80万的就业人口已经或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对就业市场的重新布局形成一定压力，随着灾害清理及“家园重建”政策的展开，就业人口的调配与管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中长期来看，随着大量劳动力的流失，以及人口少子高龄化趋势的多重作用，此地区内的有效劳动力，尤其是某一特殊领域、特殊行业的专业劳动力的缺失问题将成为核心矛盾之一。换言之，日本将继续从周边国家补充大量劳动力，以填补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供应缺口。由此，日本政府有必要放弃以往在外国人就业、移民等相关政策上较为保守的态度及做法，适度地放开对外国高技术人群及有效劳动力的签证和入籍政策。
（4）粮食供应的安全保障将得到地位提升
由于基础型农业在大地震及核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致使食物供应链的下流出现较大缺口，此问题的严重化趋势恐将引发终端食物供应的不足与危机，并将对日本的粮食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具体而言，由于此次地震、海啸的冲击，同时再加上福岛核电站所引发的一连串核泄漏事故，致使福岛及周边的大范围地区，其土壤、水质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引发农产品、海产品等基本食物受核污染的恐慌。受其影响，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日本国内产的粮食及蔬菜的需求会有所下降，部分固有需求会转为对外来进口食品的依赖，由此日本势必会加大对中国、越南、泰国等国家的基本食品进口，以弥补因国内需求偏好而引发的供需缺口。而且，日本东北部地区素有日本的“粮仓”之称，受此次多重危机的打击，东北部地区的常态供给将出现空白，甚至存在农产品供应“结构重组”的可能性。此外，由于长期以来日本的粮食自给率本身就较低，很多农产品不得不依赖中国、澳大利亚、美国以及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因此随着日本国内食品自给率的进一步下跌，其对周边国家食品进口依赖度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由此，日本政府势必会加强在此方面的外交努力，保证国内的粮食安全以及供应秩序的稳定，此举也将为中日两国在农产片进出口、食品安全等方面上的新合作奠定稳固的基础。
（5）债务比例屡破新高，通货膨胀危机酝酿
为了筹措债后重建的大量资金，日本政府必须通过发行大规模的国债，以填补财政资金上的不足。但因政府长时期的赤字运营，再加上民主党上台执政后实施了大规模的补贴性财政政策，造成原本就濒临债务危机边缘的日本政府，举债的实际空间被进一步压缩。[13]而且，由于日本债务比例的屡创新高，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正逐步酝酿，并通过一定的方式传导至国际信用市场。2011年1月，国际著名的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P）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A-”，3·11地震后仅一个多月，同机构又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的前景从“稳定”下调为“负面”。此外，另一家国际主要信用评级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也完成了相同的市场操作。由此可以判断，大地震的突袭加速了日本财政危机的发展，势必威胁到日本的主权信用，并削弱未来外资流向日本的意愿和信心，也对即将展开灾后重建的日本经济，在资金供应层面上造成外来支撑的部分流失。
此外，财政问题的政治斗争上，执政党的民主党与以自民党为首的在野党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政治斗争极易成为阻碍财政正常运行的绊脚石，并进一步致使灾后重建资金的筹措规模受限于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妥协程度。
同时，为了抑制大地震后金融恐慌情绪的高涨与蔓延，日本央行实际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增加大规模的流动性，以活跃日本国内的货币流通及金融市场。尽管此举作为暂时性的应对措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恐慌、激活消费、促进对内投资的目的，但也残留了流动性过剩，未来出现新一轮通货膨胀的风险。同时，由于全球经济尚处于复苏阶段，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未来不确定性的特点，美国的失业率依旧处于8%以上的高位，美联储一系列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致使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普遍性扩散，将石油、天然气、黄金、白银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一举推高。这样一来，日本进行灾后重建所必需的能源及原材料的进口成本将被迫上升，加之国内债务呈现规模性增长，就造成未来发生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急剧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愈发明显。
3、震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展望及对全球格局的影响
（1）短中长三期表现不一，对外合作奠定发展基础
由于受到此次大地震的严重冲击，日本东北部的大部分制造业工厂陷入停产、减产的无奈困境，一些基础零部件及核心零部件的供应不足，甚至引发了全球性的产业链断层现象的发生。受其影响，短期内日本经济严重受挫，复苏势头减缓已成不争的事实。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日本国内的消费者以及投资者心理深受此次复合灾害的严重影响，短期内将减缓或削减部分的消费及投资活动，致使经济增长缺乏有效的支撑动力。而且，日本的各产业界也会做出富有针对性的不同策略，毫无疑问，部分制造业产业向外转移的步伐将提速，而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将成为其主要的目的地。
中长期来看，由于人口出生率低、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以及制造产业“空心化”等各方面问题的叠加，日本经济内生性增长不足的弱点将愈发凸显，因此亟待构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增加对外经济的开放度及交流规模将成为未来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而且其主要的突破口就在于高新技术的研发与出口，以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出口等。此外，日本政府所展开的一系列经济外交实践会更多倾向于TPP、EPA、FTA等经济合作协定或框架的达成，为日本的对外经贸合作寻求现实且可行的路径。由此，双边及地区经济合作化、一体化的进程将开始新一轮的发展，合作的内容及方式也将更为丰富、饱满。更为重要的是，此类合作的目的不仅仅停留于经济发展、利益互惠的基础上，还将覆盖经济发展的安全性、保障性的考虑。
此外，此次大地震的发生地在日本，但经过全球产业链的传导机制，致使局部性矛盾迅速转化为全球性的系统性风险，复合灾害的破坏效应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基于此次产业链断层的深刻教训，各主要国家会加大对特定产业的基础零部件及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力度，力求避免因过分依赖外部进口而造成自身产业链断层的不利局面。由此，日本在汽车业、钢铁业、电子业等领域所握有的高新技术、专利产品等将受到一定的竞争压力，同时替代产品的大规模出现对于日本长期的总体经济发展势必带来不利的竞争风险。
（2）政经利益重新分配，地区性格局发生位移
日本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以及周边国家的国力上升，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由此，日本的政治影响力也会相应弱化，并造成其追求成为全球性政治大国的雄心和步伐的困难加剧。由此，日本国内已传出关于削减日本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声音，客观地说明日本在对外援助政策上的收缩，但更多地也表明在政治与经济此二者矛盾中的无奈选择。[14]但是，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要利益代言人和维护者，日本的核心地位仍不会被美国的其他盟国所取代，而且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日美间的同盟关系反而会凝聚得更为紧密。同时，为了尽早实现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以及奥巴马政府所提出的“出口倍增计划”，来源于日本、中国、欧洲等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家及地区的有效需求，将扮演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此时，日美传统盟友的经济价值将在更高层次的合作中得以体现，日美经贸间的新一轮合作也将更广泛地涉及低碳环保、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瓶颈突破。总之，日美同盟关系将在普天间风波后趋于稳固，此举也为日美两国未来在各自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整、产业政策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的全球治理等创造更多的合作条件。
当然，在亚洲及全球的相关事务中，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相对衰弱，中国因素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扮演主角，同时新兴国家合作机制的实现与完善，将形成一支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政治治理的崭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