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的，发展历程极其艰难、曲折和复杂。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中世纪向近代化再向现代化转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交替。其中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落后的反动的政治思潮，有的甚至叫嚣一时，但历史发展前进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然而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每一次反复，都比较的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是一个波浪似的，螺旋形的前进上升运动。如果把思想发展看作是直线化是不科学的，同时只看到历史进程的曲折反复，甚至暂时的倒退的现象，而看不到历史前进的总趋势，也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只有用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去认真学习研究，才能真正从中获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明智效果。
爱国主义、救国救民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首要主题。
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进入近代历史时期的。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中国先进思想家们面对的现实和抉择是严酷、复杂和矛盾的。学习西方又要反帝；反封建又要不失中国传统；要工业化又要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中国特殊的出路，这势必形成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纷云繁杂，流派众多，百家争鸣的局面。
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从19世纪60年代的“夷务”，到70年代的“洋务”和90年代的“新学”、戊戌变法，以及20世纪初的民主革命思潮，再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过程大体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上的中国人，对此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具有不同阶段，或同一阶段的不同特点，但其认识又是相互衔接的，有这一代比一代更加深化的明显特征。分开来说，五四之前和五四之后，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五四前的80年，先进中国人对反帝救国这一主题的探索，仅仅是纵向的深入，其结果表现为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灭。
19世纪40至50年代，中国封闭的大门刚被打开。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奇技淫巧”面前，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和农民阶级思想家，各自提出了他们不同的主张。魏源力主“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引进西方的“火轮机、火炮车、自来火、自传磨、千斤顶”之类的“利器”以强国；洪秀全则从西方引进“上帝”动员农民，以图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60年代初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则具有更为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但是，在民族资本发展还十分微弱的条件下，他们的理想自然不能摆脱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权的模式。洋务运动开拓了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视野。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的“自救”运动，但在实践上建立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而从选派到西方的留学生中，又出现了早期的新型知识分子。这样，在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上就由过去仅仅注意技艺，进而注意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但是，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并未脱离封建本体的束缚，他们的主张也只能达到“以中国之本有之学，还与中国”，“变器不变道”的水平。早期改良主义之所以还未能形成思潮，是因为还不具备其形成的社会条件。
90年代的戊戌维新运动，发生在洋务破产、甲午战败之后。《马关条约》造成的割地、赔款的局面，使中国思想界为之震撼。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队伍开始出现政治主张的分野，逐渐形成了君主立宪派、民主共和派和无政府主义牌。尽管三派的主张不同，但都不同程度的具有否定皇权的绝对性，背离封建国体的趋向。他们的世界观也由“天不变、道亦不变”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如果说立宪派仍然是在封建的传统范围内寻求政治改良的话，那么民主共和派则完全以法国革命为楷模，主张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政府随着民主共和派而起，鼓吹一种更为激进的绝对自由平等说，否定一切国家权力。
同地主阶级改良派相比，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他们调转了以往思想家们用东方本位体观念看西方的角度，而用西方的政治思想来观察中国。这一立场的转变无疑加深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无论康有为怎样借用空子，托古改制，他使用的武器其实是进化论。20世纪初民主革命派的宣传家陈天华、邹容等，无不以卢梭、孟德斯鸠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民主共和为蓝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使用一些传统语言，以证明其思想古已有之，但其理论体系却完全是西方的政治思想。攻击封建专制政体，否定皇权，宣传民主政治是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论题。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外反动势力的结合，更加促使知识分子与“大一统”的传统观念相决裂。中华民族的新觉醒，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正是在这种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这场爱国主义主义思潮以维新变法为起点，中间经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达到高潮。然而，辛亥革命只是把皇帝拉下了马，中华民国只是一块徒有虚名的空招牌。辛亥革命夭折的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现实逼迫人们继续思考探索，而辛亥革命毕竟给这一探索留下了新的基础和丰厚的思想养料。
二，五四后30年探索的特点是深层次的横向比较，其结果是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救国的武器。
五四运动进一步冲击了封建思想的闸门，五光十色的西方思想纷至沓来，涌入中国。
首先，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将中国思想界的注意力引向了更深的层次。即不仅注意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的移植，更加注意中国社会土壤的改造，着眼点是人的思想解放。从五四到30年代，无论是东方文化派和科学方法派，本位文化派和全盘西化派，尽管他们各执一端，但这种论争推动了人的思想解放。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论争中开拓了自己的阵地，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崭新的政治文化。
其次，由人的思想解放进而深入对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的探讨，从而基本认清了中国的国情。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社会主义的论战，重点是涉及了社会问题要不要根本解决，而30年代的社会性质、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才真正探讨了中国国情。这一认识的深入，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起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再次，在30至4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的觉醒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联系起来；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科学处理等等；各种思潮经过比较和论争、扬弃和选择；各派代表人物，经过分化和重新组合，到40年代基本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建国主张。
第一、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张以儒家道统为核心的所谓“三民主义”为指导，在国民党以党专政下“建设三位合一（文化、经济和国防）的新国家”。蒋介石认为：“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都“违反中国固有文化精神”，“不合国计民生”，故一律排斥。他提出从用所谓“符合大同原则”的法西斯蒂政治理论，建立封建法西斯政体，并且付诸实施。
第二、30年代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又不同意共产党的主张。他们要求民主、团结、抗战和进步。但其基本的政治主张是要求在国共两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对近百年各种政治主张论争、比较、选择、综合的结果。这一理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从而也找到了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即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毛泽东指出：自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在中国，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总结，同时也是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发展轨迹的深刻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