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之一：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技术立国”。战后初期的日本几乎进入“石器时代”，民生凋敝，物资极度匮乏。但在二十年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靠的就是“技术立国”这四个字。日本政府注意到，要使国家经济迅速恢复，跻身强国之列，必须集中全国的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有泽广巳在主持“日本复兴计划”过程中，推行“倾斜生产方式”，不计收益得失，将有限的物质资源集中投入在煤炭、钢铁、电力、化工四大重工行业，严格限制轻工业发展，部分轻工业由于无法从内循环的重工业体系获得资源而被迫停产。...由于重工业在初级发展阶段具有内循环的特点，很少提供最终产品，自然也就没有利润，日本政府用发行货币的方式弥补帐面亏空，现金、存款、国债都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日本上层与人民同甘共苦，绝不先富。...战败虽然使日本丧失了无法估量的社会财富，但人才犹在，希望犹在。大和战舰虽然沉没，但曾经建造了大和战舰的大量熟练技术工人，钢铁、航空、机械、电子、光学、化学等各门类的技术及技术人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物质财富可以被摧毁，但近百年工业化历程积攒的人力资源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剥夺的。
启示之二：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第一位导师是道奇，道奇计划之道奇也，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即道奇之杰作。“这个汇率出台后，日本便以这个汇率作为日本经济活动的中心。这一汇率稳定了日本的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日本的出口，复兴了日本经济。”（吉田茂语）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日本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对本质工作均抱着尊敬态度。”浅尝辄止、短期利益、多赚快钱、什么好赚就做什么，乃至于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态。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正是今日中国社会最缺乏的基本精神。
启示之三：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 日本重视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务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