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人的明君贤相情结
从历史中寻找，中国人的明君贤相情结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农民起义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二是出于对现实政治腐朽的不满而产生的对前代明君贤相的赞颂。
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是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鸿篇巨作，生动的描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然而在这部鲜明地揭示“官逼民反”主题的长篇小说中，却始终暗含着另一层重要的思想倾向，那就是忠君。其在小说中最典型的人物表现就是宋江严重的封建正统思想。第三十六回宋江对晁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就反映了宋江性格的妥协性一面。晁盖一死,宋江坐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便下令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本来是聚众起义,也就是团结起来共同造朝廷的反。而忠义则是以忠君为核心,让人们做皇帝的奴才。一字之改,标志着梁山起义革命目的和政治纲领的根本变化。这也就不难理解，“招安”成为小说的重要情节，其内在的思想，是权力的恐惧和崇拜的对立统一。
对贤相的歌颂，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再没有比对诸葛亮更甚的了。“赋诗独流涕，乱世想贤才。”（《昔游》）“经纶中兴业，何代无长才？”（《述古》）杜甫多么希望且坚信有像孔明这样的经国重臣出现，其实内心也饱含着怀才不遇的悲哀。与诸葛亮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成语俗语等经久不衰，可见对诸葛亮的贤相崇拜已经深入民心。除此之外，史书中对为贤相作传也是情有独钟。这既是贤相情结的体现，也是中国政治史长期奸佞乱朝的反面写照。
二．“灾变论”对文化的解释
在中国，自然灾害问题异常严重，人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争夺生存资源导致了频繁的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和社会变乱灾（天灾与兵灾）互相支持，反复频繁发作，在此基础上，人性之恶在生存层面上被充分动员起来并获得了坚固的韧性；同时，生存危机锁定了精神自由和个人自由。 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民族文化，我们称之为“灾民理性”。 毫无疑问，中国人的明君贤相情结本质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崇拜，这也正契合了灾民理性的利益特征。
灾民社会的首要任务是生存，而政治是效用最大的生存手段，这也就意味是政治是灾民生存斗争的最佳工具。从中国史上看，权力斗争无非是从两个方面实现的，即暴力型权力斗争（枪杆子里出政权）和狡猾性权力斗争（权力内战），这也表明了政权取得方式的非法性。统治者为了掩盖其权力来源的“恶”性，不得不寻求权力合法化来源的外衣，这就是“道德”的理由。救灾者出于将灾民带入“太平犬”时代而自诩为监护者与专政者，这就是“恩人执政”。统治者施予的恩情便成为了民众感恩戴德的原因，这就是'盼明君，颂贤相思想的内在成因。然而这种“道德”的基础是非理性的，它建立在“救世主”神话的基础上。乾隆说：“朕可与他人比耶，先人而忧，后人而乐，理固宜然。近因久旱无雨忧劳过甚，以至癯弱……此后雨泽沾足，朕庶解焦劳也。”这种恩情型政治的道德基础是脆弱的，它以执政者的权力施舍为限，在百姓那里变成了一种市恩文化，暗示了一种不稳定的政治合法性。
三.前政治文明时代
灾民社会中国的政治有着鲜明的“反现代性”特征。首先，政治是最为生存方式而不是管理活动而存在的，政治是社会金字塔的塔尖。其次，政治权力的取得，运行和更迭都是通过暴力，阴谋和不公开进行的秩序重组，由杀人犯和流氓者执掌政权。
但是这一政治形态似乎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就是全民追逐权力的奇观，和顺服权力压制的奴化现象。
1.力量专政与顺服既然灾民社会的政治权力由暴力获取，为了分配极其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存在，那么灾民们自然会想到成本最低的得到生存利益的方式，个人依附最强大的政治团体或资料垄断者以期获得赏赐。政治投靠增加了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也大大稳固了专制统治的根基，强化了灾民首领的集权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这也反过来强化了国家的资源垄断能力，使专制社会得以延续。由于进入统治阶层意味着解决生存之忧，权力等同于生存能力，这也就造就了中国人世界第一的政治投机热情。与此同时，强大的政治暴力，全能型的国家扼杀了社会反抗的可能，顺服权力成为了民族自觉，奴性意识却又使政治暴力的扩张成为可能。力量专政与利益投靠的后果就是制度性说谎，获利的政治精英负责制造太平盛世，主上贤明的政治谎言，并将其进行社会灌输。而普通民众要么是出于恐惧而臣服权力，要么是价值观混乱而难辨是非，这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内化，将历史责任推脱于个人而故意忽视制度性罪恶。
2.道德专政与本质利他主义
灾荒在统治者那里变成了一件喜事。灾乱摧毁灾民的生存资料，灾民处于持续的恐惧状态之中，恐惧产生心理依赖，救灾者适时地出现，他享有或者他认为自己享有搭救灾民的权力，这就是恩人专政的合法性来源。专制者乐于救灾，在灾难一次次政治作秀中，强化了恩人的道德优越感和灾民的道德崇拜感，进而创造出了“圣人统治神话”。
本质利他主义神话指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存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先验的道德品质来说明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利他主义，充满了狂妄的道德激情和极其功利的价值期待：别人的感激，人民的拥戴，权力的独占。这种自私的意识形态，通过论证自身天然的先进，无私，高尚，其本质目的就是实现权力的占有，即专政。他们认为，人们有接受道德施舍后进行回报的义务，这种义务，就是无条件将自身的自然权利“让渡”给先进的群体，最终放弃自治。这种偷换概念似的道德是最大的不道德，却成为历代统治者证明政权合法性的指导思想。本质利他主义具有“完美”的内在逻辑，当执政者犯错误时，它便会说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犯的“错误”，“人民”是不能批评为了“自己”而“好心办坏事”的人的。当人民企图对它进行民主监督时，它便说，救世主们具有先天的政治利他主义道德，他们“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因此是不必要的。最后，他们会通过史学家领导的“忆苦思甜”工程提醒要求民主的灾民，别“忘恩负义”。
四．幽暗意识与圣王观念
所谓幽暗意识就是对宇宙和人性中种种与史俱来的黑暗势力的正视与警悟，正是由于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缺陷。
西方基督教人性观以幽暗意识为出发点，不相信人在世界上才至善的可能，因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堕落性。完美无缺只有神有，而人与神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人世间不可能有“完人”。
中华文明也不例外地可以发现幽暗意识的痕迹，在儒家学说中，幽暗意识虽然已经显现，但毕竟是成德意识的陪衬和从属。《论语》中有“修己以安百姓”就是希望由成德而成圣，由成圣而主政，圣王精神是《论语》的核心精神。《孟子》中就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结论。荀子曾说：“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他认为，所谓圣人，就是能集政教的领导于一身。儒家乐观的人性道德观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内圣外王”成为统治者们施行统治合法性的借口。这一逻辑被反向利用，凡称王者皆是内在的道德高尚者，让权力披上了道德的合法性外衣，具有相当迷惑性。于是，百姓的权力崇拜也就转化为道德崇拜，让功利性物力性极强的“拜权力”具有了某些精神价值，事实上不过是一场集权社会的掩耳盗铃似的集体欺骗。大体说来，历史上解决权力问题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希望执掌权力的人，通过道德修养，以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二是认识到人性本身的罪恶性不可避免，只能通过制度设计来防范权力滥用。儒家积极的人性观，使中国人在对待权力的态度上趋向一致：盼明君，等贤相。
五．信仰缺失
长期的灾乱社会使灾民内心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恐惧状态中，而过分强烈的求生本能使灾民们难以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生存恐惧使灾民在经验世界移情为力量崇拜，在道德上，表现为对“救世主”和“清官”的追随。这一迷信权力的信仰，始终停留在物质层面，祈求得到权力的“分赃”或者“赏赐”，这也就决定了灾民信仰的机会主义色彩和功利性，不难解释，中国人对于超验的彼岸世界，对纯粹精神的追求为什么兴味索然了。
以上对中国人明君贤相情结的探讨，主要是基于灾民理性的文化现象。由于强大的民族文化惯性，这样的权力崇拜，已经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中，并可预见还将延续。然而这样的民族品性，对于迈向政治现代化，构建公民社会是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的。我无意提出解决方案，但愿仅从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成因。然而，民族文化的转型，应当从信仰复兴开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儒家就是伦理专制文化，说白了就是奴才和主子。从来没有民主传统，
中国皇帝比俄罗斯沙皇还坏，
彼得一世跳进冰水里救士兵，叶卡琳娜二世不忍心辞退不合口味的厨师，这才是明君圣主。
中国皇帝高墙大院，与世隔绝，专制霸道。什么东西都是恩赐，连生命权都是恩赐，能不把皇帝巴结好吗？要巴结自然就要不要自尊。
中国是世俗社会，没有精神境界，表面上彬彬君子，背地露出禽兽本性。表面上为民办事，实际上享受荣华富贵。比如丹麦英国国王二战不放弃国家，慈禧太后俗称老佛爷，惹了事抛下子民跑到西安，不懂做皇帝职责。
总之当皇帝荣华富贵，佳丽三千，生杀大权与一身，万民奉承，能不喜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