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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列强及日本在中国抢占海口，争夺势力范围等掠夺活动，对于美国的在华利益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一旦中国遭到瓜分，分别成为各国统治的殖民地，美国对华贸易必然受到排斥，更不用说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它对中国的贸易增长很快，1899年出口额比1895年增长了将近两倍。美国实业界更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看作一个“潜在的市场”。代表纺织业利益的《商报》1898年1月写道，中国为美国商业提供的可能性“简直是不可估量的”，它是潜在的“最大的世界市场”。
胶州事件发生后，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忧心忡忡地报告国务院说，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将进而消灭我们的市场”。同年2月，《纽约时报》指出：“被危及的利益不仅是我们现今同中国各口岸的贸易，而且是所有这些贸易将来增长的权利”，而这种增长将“成为对外贸易迅速扩张时期巨大利益的源泉。”美国输入中国商品的三分之二是通过天津、烟台和牛庄三个港口进入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因此它对其他国家争夺我国东北特别关注。1898年6月，美国一位领事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如果俄国“实行它的办法（指由中东铁路运输的俄国货物减税和自定运费），它必将给我们现今输入中国的石油、面粉、纺织品及其他货物的贸易带来损害。”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保护他们当前和将来的在华利益。1898年1月，华美合兴公司及其他从事对华贸易的大商行成立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促使美国政府重视中国事态的发展。在它的推动下，纽约商会于2月向国务院请愿，要求政府“迅速有力地保卫我国公民在华的现存条约利益”。费城、旧金山、波士顿等地商会纷纷响应，要政府维护“在现存条约权利下享有的一切特权”，“促进〔在华〕商业利益”。同年8月，这个委员会扩大为美国亚洲协会，进一步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协会主席弗雷泽（E.Frazar）得意地说：“我们经常通过亲自拜访和通信同麦金莱（W.Mckinley）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取得完全的一致，我们的建议和决议受到热烈的赞同。”麦金莱在1898年年终的国情咨文中担保，他决心“采取与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相适合的一切手段，维护我们在那一地区（中国）的巨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