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日本学刊》2000年第1期，作者：胡令远
系复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原题：《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与其精神指归》
日本在二战中败北之时，它所面对的是疮痍满目的饿殍焦土和虚脱般的精神家园。在新旧世纪之交的今天，回首日本民族悲剧高潮的那一幕，仍不乏作为中国人的诸多感慨。其中，从积极的一面来看，那时的日本，不也正处于中国古老哲学所谓“否极泰来”的转机之中么！造化的玄机，有时就是这么微妙。
如所周知，战后以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日本更专念于经济的发展，且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与此相对应，日本人的精神年龄——麦克阿瑟曾揶揄为政治成熟度尚属幼稚期的12岁——这当然是以西方精神年轮为参照和尺度的——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从战后日本人的精神史可知，他们是一直致力于此一方面的建设的。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两方面同时陷入困境：经济的低迷、精神的迷惘，似挥之不去的阴影，给20世纪的日本划上了沉重的句号的同时，还加上大大的问号和惊叹号。而新世纪的到来，能否成为日本再次走上“否极泰来”新轮回的转机，人们有理由寄予热切的关注。作为这种判断基础之一的，恰恰正是因为呈峰谷状变化的日本更凸显了其战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利弊得失，而人们得以更透彻地了解它。
作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西方意义已为人们所认定。所以，陷于困境中的日本的教训，西方国家是没有理由不引以为警戒的。而日本的近邻国家，则由于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使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窘相立现。又由地缘和文化关系的因素，这些国家的政府承受了更大的对比压力。而一般国民则对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和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也因日本的刺激而增强。不可否认，日本经济发展的成果和道路，虽多少强弱不同，但确实是对周边国家、地区是起到了某种例示和目标作用的，有的国家至今还在日本所走过的道路上前行。因此，要避开日本的失误之处，研究日本的教训也成为必然的要求。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将更加细密、连带感将进一步增强。考虑到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早已在日本的经验教训中露出端倪，重新认识、评判日本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本文所择完的题目，或非一篇论文的容量所能涵括。这里，只是从分析肌体中采取几枚切片，聊为散论。能否有一得之见，还待方家法眼。
日本留给20世纪的重要遗产是一份沉重的思考。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20世纪，日本改变了哥伦布以来长达500年之久的世界秩序——当然这主要是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日本人曾常常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国家是最早、且惟一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东方国家。因之，有关日本的特殊性的认识、日本是一个特殊国家的认识，在多种意义上不断地被强调。这种所谓的“特殊性”，除了地理、民族构成等要素外，精神层面的东西则构成其核心部分。在不断地人为操作过程中所形成的日本之精神领域的诸如神国、天皇观念等，无论在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中产生过重要作用——无论它给日本带来的是民族、国家的无限荣光，还是奇耻大辱。如一般常识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个民族、国家，无论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皆是一个独特存在，即皆有自己的特殊性。而日本因较多的成功，其所谓特殊性才在内外被特别强调罢了。而与这种特殊性相关联的精神领域的东西外化后，集中构成所谓的“日本模式”、“日本文明”之核心和基底的部分。这包括除了一般东方国家所具有的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等外，日本还另蒙有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
西方文明是一种特殊文明，而非普遍文明或普世文明，这已为包括西方的学者们所指出。①近代日本的政治精英和精神先驱们经过遍历欧美的考察，得出了“西方船坚炮利的技术文明不过是西方精神文明的物质表现罢了”的结论。西方的基本价值观、价值体系及在此基础形成的社会意识、政治制度、经济伦理等，才是西方物质文明产生和不断发展的源泉。而西方的财富和支配世界的权力等，都与此密切相关。当日本决意学习西方、在历经成功和失败，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经济成功的顶峰之时，不少日本学者将此成功的根本原因归之于日本文化，尤其是所谓日本的“特殊性”。对此，即便不少人发出“诚哉斯言”的赞同声，但同时对此心存疑惑和遗憾者也不乏其人。西方在显示了强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其精神文明的表达不仅是清晰的，也给几个世纪特别是18、19世纪的东方和世界带来广泛影响。日本除了向世人显示了其经济上的惊人发展能量、在物质文明的创造上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外，在精神层面上向世界又展现了什么呢？
为了探索日本经济巨大成功背后的精神因素，有关“日本模式”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也曾成为一时的显学。虽未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一致的结论，但大家在日本经济的成功与其文化有本质的联系这一点上的认识是没有多少分歧的。问题是：“日本模式”的世界意义如何？即便在日本经济最出风头的时代，此一问题的答案仍是暧昧的。
人们所熟知的、由日本政府的脑库——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NI-RA）自1985年始历时3年、由200多名学者合作完成的大型研究报告《90年代日本的课题》，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日本一些主要研究机关的部分学者对于90年代的世界形势，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前景的看法”。②该报告无论是在担纲契领的“序论”中，还是在其他相关的章节中，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及日本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者的意见是统一，即：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着两种引发世界恐慌的可能性——其原因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和美国债务国化这样两个危机。美国已经衰退，而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必然归于日本。对此，“序论”中明确记有：“首先，第一个课题是日本经济在国际社会中如何掌舵”。而报告第五章——“国际社会中的日本经济”，是由著名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中坚分子完成的。其中论述道：“当今，世界经济在战后以来的长期波动中，面临着危机的局面。面对这一危机挺身而出、靠一国的力量就可以扭转乾坤的超级大国，现在是不存在的。从规模上看，美国仍然算是世界的超级大国，但其实力已经下降，毕竟其经济本身也自身难保。在这种状况下，为避免世界经济危机，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发达国家必须共同努力谋求改善事态。在这种形势下，发达国家中最拥有解决问题的余力的是日本。……日本此刻所处的立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代替英国成为世界最大资本输出国及债权大国的美国很有共同点。当时美国处在必须取代英国领导世界经济的立场，而美国没有那么做，结果导致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现在，为拯救世界经济危机而必须掌握领导权的日本不可重蹈覆辙”。③取美国而代之，在20世纪90年代担负起避免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责任并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是日本的历史使命——这在当时是日本人的普遍看法并使他们引以为骄傲。与此相印证，在由著名学者、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梅棹忠夫担纲的该报告第一章的“日本的任务”一节中，记有如下的观点：“人们认为日本是当今世界第一富国，日元日益抬高自己的声誉，日本处在财富势所必然地滚滚而来的状态，仿佛是处在英国和美国曾经所处的那一位置上。这种现象在每一国家的悠久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机会。今天日本幸遇这一机会，日本未来的命运将取决于如何利用这一机会。”④
于此，并非要刻意去验证史实与预言的相契与否，而事实也已告诉了人们结论如何。令人感慨的是日本人津津乐道于“财富势所必然地滚滚而来”，以世界第一富国睥睨当世，至于精神、文化层面建设的东西，除了在论述国际化的相关章节中有所触及外，并不见其有多少关注，虽然这是一部“政策研究”性质的东西。西方给人们留下了凭借经济优势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强烈印象，而日本在经济之外的精神领域的表达与发散，则始终是暧昧的、无所作为的。这也或者可以说是与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日本文化中“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因此与其他社会的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潜在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有关。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日本的一种宿命。但精神领域的东西也是在发展变化着的，所以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前述状态的正常性，而其也就难免“经济动物”之讥讽。而且，这也并非仅具精神象征的意义，它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实践皆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的最后10年，并没有像《90年代的课题》所预测的那样赐给日本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机。而“彼可取而代也”的对象——原不被处于沾沾自喜、踌躇满志乃至亢奋虚幻状态中的日本人看好的美国经济却在这一时期走出低谷，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而此时的日本则在硕大的七彩泡沫嘭然鼓裂之后，发现自己陷入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中而不易自拔。且不要说挺身而出担当拯救预想可能出现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最主要角色了，即使在未尝预料到的、与日本密切相关的地区性——亚洲危机中，日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人们将此风暴广泛解释为“日本模式”的失败，并表示将与其诀别。
如前已云，日本不惟经济陷于泥淖难以自拔，政治、社会、精神诸领域也处于混乱迷惘状态。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言而喻是多方面的。其中，日本的经济发展的精神指归的严重扭曲也不能不说是致命的一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精神指归的严重扭曲，在其国内主要表现在：即经济增长至上主义造成的对不可重置的自然和普通劳动者的过度剥夺，使经济增长在伦理上、实践上部分地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并且带来政治上的腐败、社会道德的沦丧，以至与此深有关联的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其破灭，从而将日本带进90年代的困境之中。
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加文·麦考马克教授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日本高速增长以来，日本列岛的开发速度用英语来形容的话，即使不是breakneck（折断脖子般的惊险），也是breathtading（喘不过气似的惊心）。结果是，经过30年的发展，出现了一种令人晕眩或酩酊的状况。人们很难去考虑和反省为什么要如此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会走到什么地步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60年代的社会中，人们一致认为劳动、储蓄、投资、开发和增长是为了实现体面、幸福、充实、有创造性的生活的手段。90年代问题的微妙之处，是增长和开发已不是达到目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了。”⑥特别是尽管90年代前半期受到经济不景气的打击，但改造都市的庞大计划仍继续堆积在大型建设公司的制图台上，且准备加以实施。结果首先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仅以大阪湾为例，在至90年代为止的40年中，共填海造地5600公顷，其中包括占有全海湾1.8的生态上极其珍贵的浅海域。如今，3.4的浅海域已消失。海湾东西两端只剩2%尚未被用于填海造地，因而还略带自然状态。而东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自然的海岸线了。曾经是海洋和水栖生物宝库的东京湾，现在有濒于灭绝的危机，其水域可能会成为处理工业文明的废弃物的巨大水下垃圾箱。由于无休止的开发和人口激增，东京形成了所谓热岛现象。加上汽车、空调散发的热气，钢筋水泥所保持的热气以及二氧化氮所造成的温室效应等综合影响，东京的气温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0倍的速度在升高。8月的热带夜（夜间温度不低于25℃的现象），在20年代平均为2.6天，80年代则增至13.6天。东京中心地区的气温比工业现代化以前平均上升了约4度，造成了强烈的热气公害。这仅仅是东京、大阪两地的情形。田中角荣曾提出“列岛改造论”，松下幸之助也曾提出削去日本部分山丘，建造一个相当于四国面积的第五大岛，果如此，日本环境的破坏将达到何种程度：几十年来这样做的结果，固然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也使人力和财力濒临枯竭。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不只一次谈到濑户内海的开发及、其产业状况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在那里，为了发展工业，填海造地持续了10年甚至10年以上……。这个内海的沿岸还有被日本的三个主要岛屿所包围，通过三个海峡与太平洋及东海相联结的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那里集中了日本炼钢能力的53%、炼油能力的40%、石油化学能力的35%、炼铜能力的63%以及炼铝能力的76%……这个地区的工业能力比英国同类工业能力的总和还要大。其500公里以上的海岸线现在都变成了混凝土的人工墙壁。”⑦昔日“不仅是在日本，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秀丽无比的风景胜地，同时也是国民的重要渔业资源宝库”的濑户内海，其“赤潮”出现的频度依次为：1950年4次，1970年79次，1974年则达到298次。含氮浓度由1953年的100万分之1.5提高到1972年的100万分之3.6，同一时期的含磷酸浓度由100万分之0.33提高到100万分之0.54。平均透明度则由9.3米降至6.3米。都留教授愤慨地指出，这种情况，“是几乎不顾保护环境的舒适而盲目追求高速增长的一种动物性精神的典型做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精神的堕落。
由此联想到曾在中国一度兴起的开发热中出现的对山林矿产狂伐乱采、竭泽而渔的情形。近年频发的大水灾已向我们敲响了破坏环境必然造成恶果的警钟。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加温，地方首脑为了政绩而不顾实际的急功近利思想有可能造成对环境的不必要的人为破坏，贻害后人。日本的教训，我们是应该牢牢记取的。或者有人说，中国文化中有“天人合一”，即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传统。但现实地看，这恐怕难与毛泽东所倡导的战天斗地、其乐无穷、人定胜天的思想影响相比肩，更何况有现实利益的强烈驱动呢。
对于作为表示经济增长幅度的标志之一的“GNP”，都留先生则认为它在日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可以用来作为表示“国民总污染”（grossnationalpollution）的代名词，并指出：“不容置疑，20年的极高增长率，是以牺牲各种各样不能交易的舒适环境为代价的，并且是使广大民众承受非货币损失的原因。尽管其他国家经常把优美的环境作为只有当收入达到相当高水平后才可以享受到的一种奢侈品，然而在日本，环境污染地区的特点总是由这些地区的穷人承受其恶果。”⑧由一味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道德精神之本质，在这里得到了清晰的表达。
与GNP和环境破坏、污染相关联，都留先生关于GNP指数中福利内涵的思考也是卓有见地和富于启发性的。他认为，在通常概念中，是把GNP的增长等同于经济福利的增长的。但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的日本经济以罕见的高速度增长的20年中，这个概念受到了极大的怀疑。这是因为事实告诉人们，GNP的快速增长带来了诸多的负效应。其中，由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即为其突出例子。并且，这些后果总是使得社会中最脆弱的一环受害最深。GNP的计算方法只是充分考虑建设的一面而忽视被牺牲一面的不良后果的，而当纠正措施出现在市场上时，也会以正值计入。福利内容在本质上是具体的，当所有的商品和劳务汇总到GNP或国民收入中时，都只有单一的内涵，即其市场价值，从而所得出的这种数量上的记录并不一定能与具体的福利内容相联系。GNP的福利内涵还与社会财富的耗竭有关，生产过程中的某些资源是无法重置的，如地球的矿藏就是如此。竭泽而渔对于GNP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人们提供的是一个“牺牲花园扩大厨房”的例证。
当有关环境公害的诉讼日多、环境保护的呼声日高、环境问题日渐在全球范围内已不是什么计算费用和利益问题、而是作为人权的一部分被重视时，日本一方面加强了环保的力度，并允诺为全球的环境做出贡献。与此同时，却为了保护本国的环境而从他国大量进口木材作为工业材料，由此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精神不免引起人们的质疑，将其视为长期以来施行的国内政策的国际延伸亦无什么不妥。
都留教授似也赞成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以GNP衡量的经济增长，也许是意味着经济福利的进步”。⑨但我国在追求GNP增长速度时，还是应充分考虑其“福利内涵”的。近年我国政府所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即其内容之一。日本的前车之鉴，堪可记取。
对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其经济、精神之所以陷入困境的原因，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马尔·菲尔德认为，这并非源于昔日所谓引导日本走向成功而今走向反面的“日本特殊性”，而是来自其具体的政策决定过程和全球规模的压力。⑩譬如，日本那些严重破坏环境的削山填海的巨大工程及其他公共事业为什么会得以无休止地进行呢？即使已在90年代经济低迷的泥潭中挣扎之时。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这种大规模的自然改造同蔓延于日本的政治腐败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上。这即是加文教授在其所著《虚幻的乐园》中称之为“土木建筑国家的病理”中的关键性的一个病灶。
他指出：“战后的日本，……利用建设公共事业谋求私利的大型贪污体系已形成……这个体系的本质是权力再生产和利益分配，建筑只不过是附属行为而已。”？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一体系的具体运作方式，即“政府建设省向建筑公司提供建设工程的机会，这些建筑公司经常得到业务来源，无参加竞争的必要。建设项目的预算中被大搀水分，即使抽走3%以上缴政府的缴纳金后，仍留下充足的利润。……政府建设者的官员退休后，便坐上建筑公司准备好的待遇优厚的名誉位置。如政府官员想参加竞选，建筑公司便出钱支援。这样，建筑业、政府官僚、政治家三者利益分享的魔环形成了。”由始于70年代、至90年代这一结构性共谋体系被曝光，人们从而得知20亿至30亿日元的契约金额的1%和超过100亿日元的契约金额的0.5%被作为礼物送给政治家。而从公共事业的预算规模看，每年有超过3000亿日元的资金从公共事业上流入政治组织或政治家个人的腰包。这样一个政界、官僚、财界相结合的共谋之环带来了多方面的严重后果。它不仅是泡沫经济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最令人注目的是直接造成了90年代初的日本的政治危机。人们由此加深了对政治的不信任乃至憎恶，给政府形象、公共道德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某种社会危机，如奥姆真理教的活跃也不能说与此没有关联。公共事业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却是长期沿着这样一个魔环在运转。而在利益驱使的互动中，经济的“增长”和魔环的转速都在不断加快。本应是与公众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公共事业，竟成为某些人大肆分食鲸吞公众血汗的肮脏交易的渊薮。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东光晴也指出：“综观战后政治，其腐败在于土木建筑业界和政治家的关系之中。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关系，日本政治是不可能改革的。”？日本的资源状况使其将贸易立国作为国策，而迫于贸易摩擦加剧的压力，作为扩大内需的施策，或作为萧条对策的扩大公共投资，所谓“列岛改造论”、“综合开发论”，一浪高过一浪，达到了为追求增长而增长的狂迷程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另外，日本出于维持增长的需要，对效率和生产率的追求已达到近乎病态的地步，这就把普通劳动者逼入成为俎上之肉的窘境。他们成了公司的终生奴隶——尽管当时他们并不是这样意识着的。“过劳死”可以说是对公司的忠诚心超过了生理极限的一种发人深思的现象。而“工蜂”、“兔子窝”等词汇所象征的工作状况及生活基本条件并未随经济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改变。战后以勤奋、好储蓄、无条件服从和几乎是禁欲式的一代公司职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奇迹是由他们创造的，而他们所付出的与得到的，其比例又是怎样的呢？经济效率至主义上的精神指归，恰恰是本末倒置的东西。自然，普通劳动者成了这种超越现实需要的经济增长主义的奴隶和牺牲品。加文·麦考马克指出，日本是世界上少有的经济至上主义主宰一切的国家，而像日本那样深感富裕之虚幻的国家也极少。当现代化的玫瑰色的梦实现时，人们对现代化的信奉反而减弱了。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日本经济增长模式的中心要素之一，是忽视社会和个人的目标，一味追求企业的目标，把扩大市场占有率作为最有价值的工作，浪费物资，将人的生活极端程式化。诺尔马·菲尔德也指出：“战后日本是为经济增长而增长的典型社会。即使不是故意的，这样的社会必然导致无视国民的福利，而且根本地阻碍了认真理解和讨论生活条件的可能性。”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一个国家的国民长期极度地忙于生产时，并且当娱乐被狂乱地追求时，怎能期待这个社会会采取应有的措施来赔偿日本在战争中制造出的外国受害者，如从军慰安妇和被强制劳动的矿山工人呢？”
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努力的精神指归，无疑应该是为了建设一个富裕、合理和充满人性的社会。而离开人们真正需求的资本扩大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病因。针对日本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与此种精神指归相乖离的情况，不少学者认为，今后，日本经济较理想的发展状况是将增长保持在零增长的水平。——都留教授特别提起许多日本人久已忘怀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名言：“没有必要指出，资本与生产的静止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进步也处于静止状态。各种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仍可以和以前那样大有发展余地，当人们不再被只求生存下去的思想所主宰时，提高艺术生活（极大可能会得到提高）也就大有可为。”？而日本人更应注重与自然的和谐，把劳动人性化、生活艺术化和余暇享受化三要素综合起来，将日本的能源转向有利于自我创造和社会生活之上，从而使脱离经济增长的社会制度获得智慧和成熟。“每个人都富有的那一天或许并不那么遥远。——到那时候，我们就能去掉那些困扰了我们两百年之久的伪道德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我们曾将一些最讨厌的人类品质称颂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到那时我们将能再一次珍视目的甚于手段，珍视美善甚于实用。”？——这也许就是我们对21世纪的期待。
自己从中间总结吧，我估计你是在做论文，你的题目太大了，做论文要小而有针对性，你的这个题目连中国经济研究所的所有智囊都回答不了，呵呵，望采纳，请给满意答案。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