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What Good Was It?
当我们还是在父母的关爱下成长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期待着外面世界的精彩。幸运的话，有时候父母会告诉我们有关外面的世界的事。有时我们能从其他的地方得到外界的知识。我们被焦虑和恐惧所包围，希望我们不要长大后生活在这个我们看到的糟糕的世界上。我们渴望着充满活力的生活，我们希望有能够将我们从乏味的生活中拯救出来的办法。我们期待着出现奇怪事件的迹象，我们在未知的人群中搜寻着不平凡的面孔。
这只是六年前，从我真正活着算起。当然在六年之前我也活着——我已经23岁了，但是在那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理解了活着。而且我不知道，因为没人告诉我，到底怎么样才算真正的活着。我——一个郁郁不乐，躁动的，典型的高中生。但是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黑人，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在那之前，我的头脑一直被禁锢在这具仿佛是别人的躯体内。我的头脑里有着自己的想法和精神——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或科学家，虽然说我的肤色不允许我这样。我仿佛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在白人的世界里，我的存在感比影子还低。作为一个生长在贫民窟里的年轻人，和许多同样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们不存在于书籍，电影里，甚至被政府所忽视。我期待着被当作人的那一天。有一天，通过一个奇迹般的事件，我被视作人。
在1960年那个骚动的夜晚 我们家购买我们的第一台电视机。我的母亲已习惯于在她做女仆工作的地方看下午肥皂剧。在她不工作的日子里，除了肥皂剧没有什么能让她满足。尽管买的时候价格很高，但她还是省吃俭用买了一台电视机。
我觉得母亲爱看的肥皂剧很乏味。肥皂剧里充斥着怀孕，流产，虚伪，不忠以及酗酒的剧情。所有这些男人和女人都是白人，他们和仆人住在这栋有着长楼梯以及有着带天井的院子的大房子里。（在院子里，他们每天喝很多酒。）但是我的母亲，带着一天的疲劳，靠在椅子上休息着，看着上面那些做过头发的女人们的动作，听着每一句台词，考虑着每次的暗示以及语调的变化。在看这些肥皂剧的时候，她把自己当作剧中人物之一。 她把自己放到每一个她看到的场景中，她的头发变成金色，她的衣服变得时髦，她粗糙黝黑的皮肤变白变光滑了。她的丈夫变得英俊，”有才华，机智，文雅，迷人。然而，当她转身看坐在她身边穿着汗衫的父亲翘着臭脚，脸上的表情总是很悲剧。然后，她叹息道，走出去到厨房，她很失落，觉得这不是真的。我的母亲，一个真正伟大的女人。她毫无怨言的养育了八个自己的孩子以及六个邻居家的孩子。但她认为自己比不了那些肥皂剧上的人物。她服从自己的灵魂，成为 “美丽的白人”的忠实胆小的支持者。有一次她问我是否认为白人天生更聪明，更漂亮，更好。（这一块儿不会翻译）一个从来没有丢下任何一个孩子，从来没有欺骗我的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虚伪的人，甚至从来没有喝过酒。她甚至不敢责怪白人强迫让她相信白人的理念：如果她长得不像他们那样，想的不想他们那样，那就是不存在。黑色不止是我母亲的肤色，它就像一面挡住她的墙。
当然，写肥皂剧脚本的人总是使黑人女佣坚定，可靠，并在最后关头想到补救的方法，但我的母亲，工作将近四十年的女仆，（不会翻译）和其他人一样，至少在她的白日梦，她认为她是自由的。
六年前，三心二意的看着我母亲的肥皂剧，（不会翻译），民权运动走进我的生活。 就像是未来的好兆头，马丁路德金博士出现在电视上，我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我们黑人的面孔。而且，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我的灵魂被他所震动了，当时，他正被押上警车，因为领导了在阿拉巴马州一个有领导的抗议游行。我爱上了他游行时严肃而又坚定的表情。当“We Shall Overcome”这首歌在我耳边响起，我母亲的肥皂剧已经不可能对我造成任何影响了。马丁路德金的人生，似乎很高大，很非凡。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坚毅与真诚，我相信他。他承受了很多，因为他坚持非暴力，爱和情谊这些简单的信念。也许大多数男人无法坚持这些信仰，但是金博士不顾家庭以及他自身的危险也要达到这些目标。他就是我等待很久的那个英雄啊。
金博士承诺的不是给每个黑人一个牧场风格的房子和一亩修剪整齐的草坪，而是最后的自由。他并没有承诺为每一个家庭两辆车，而是让我们拥有自由行走的权利。他没有承诺有一天，（不会翻译），而是让我们拥有自由居住，自由求职的权利。他没有说，我们每个黑人都要像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一样;但他说，我们有权利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
由于这场运动，由于一个新奇的，充满想象力的信念唤醒人类精神，由于“黑与白在一起” -（不会翻译）我比以前更加坚定的奋斗，找到了机会成为我自己，而不只是影子亦或是一个数字代号。在此之前，我没有超出过填饱肚子的生存理由。现在我有了奋斗的理由时，耶稣说过我们不能光靠面包而活。
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曾战斗过、努力过，也曾斋戒过、祈祷过，更曾诅咒过、悲伤过。毫不夸张地说，我就像重生了一样，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这种认识使我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去大学，去不同的地方，见不同的人。
对于我来说，存在的部分意义是了解此刻的我与过去的我的差异。它是保证精神生活以及物质生活的能力。它是能够告诉我是被谁冤枉的。它提醒我要保护我以及我爱的人。这意味着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要注意选择加入哪一部分，并且知道当这部分不适合我的时候如何更改到另一个部分。知道就是存在：存在就是参与，到处走动，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这场运动至少给了我这些。
L9 The Killion
在下面这个令人恐怖的数学故事中，作者伊恩•弗雷泽描述了killion这一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数字是怎样威胁人类生命和怎样挑战数学家的。那么，真存在像killion这样的东西吗？作者写的这篇有关数学的和计算的恐怖事件的意图何在呢？
8月6日，星期五。午后，第八电视台新闻采访节目的晚间新闻主持人玛西•张，拿起了演播室五楼领薪水窗口上的信封，然后在餐厅里买了火腿色拉，在餐车上买了一杯咖啡，之后就坐电梯回到了十楼她自己的办公室里。在桌边坐下来后，她撕开了信封，那是她跟电视台新签约后，电视台答应在春季里给她的第一次薪水。她朝支票看了一眼，就惊吓得晕倒在地了。头还没碰到桌面时，她就死了。几分钟后，电视台记者克里•可可拉恩，玛西的同事和朋友来到她的办公室，看到了她，看了看她仍然紧紧抓在手里的支票，也瘫到在地上，死了。接待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她是来看看为什么玛西不回她的电话。之后这栋楼的保安也死了。是清洁女工发现这堆尸体后把保安叫上去的。
事情到此还没结束。三个警察、一个消防员、一个报纸的新闻记者和来自西奈山的一位病理学家也接二连三地添加到了这张死亡名单上了。感到震惊的公众健康官员拜访了位于普林斯顿的灾祸防止所。由于这种严酷的预言性，当该所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也倒地死亡了，这种挑战的严重性也显而易见了。四十八小时后，该所接管了这件事情的科学家们非常肯定，罪魁祸首就是玛西星期三下午拿了的那张支票。他们透过朦朦胧胧的安全玻璃查看支票。支票被隔成几个部分，哪个科学家都看不到它的全貌。又过了四十八小时后，利奥•维登塔尔博士，该所所长，弄清楚了他手手头上的东西是什么。在向媒体发布的讲话中，他说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这张致命的支票上有超级毒素或具有很强传染性的疾病。相反，他说：“玛西•张和其他十一位受害者几乎可以肯定是死于他们都朝支票看了。由于计算机的错误，给玛西的支票上的钱数弄得异常的大。显然，计算机在玛西的支票上开的美元数是致命的，即one killion。所谓killion，正如每个数学家都知道的那样，是一个大到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数字。”
自阿基米德时代以来，人们就知道数字的容量非常大。古希腊人能数到一百万，古罗马人能数到亿和万亿。几乎等到十五世纪，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结束，金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人们才能数到亿兆、百万亿兆，最终数到了千千万。1702年，万有引力理论之父艾萨克・牛顿，拿大到百万亿亿兆千千万这样的数字做实验，数字甚至大到了bazillion这样无法计算的数字。这些实验让他确信在理论上可能存在killion这样的数字。当数字接近killion这个数字时他觉得自己变得很虚弱，这时他突然就停止了实验。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雷德里希•高斯，在一次晚会上遇到一个人，从他那里听说了牛顿的发现。他对killion这一致命的数字非常沮丧，所以他就发明了他自己的数字，命名为高斯随机数。这些数字也能变成很大的数，但是不会大到像killion这样足以致命。不幸的是，高斯为研究无风险的数字系统所做的大胆尝试终因其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儿付诸东流。二十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做了些计算，这些计算差一点儿就使他达到了killion这个数字，不过他也在这是停止了。或许有史以来最聪明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强烈而持久地热爱着生活。计算机发明后，是爱因斯坦坚持每台计算机配备一个调节器，以便计算机自动算到killion这一数字能把计算机强行关闭。多亏了爱因斯坦的先见之明，否则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也许已经给人类带来许多可怕后果。
那么，在玛西致命的支票事情中，什么出差错了呢？联网的计算机，每天运行着常规的工资表程序，为什么会犯以前任何计算机都没犯过的错误呢？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得知道计算机是如何运行的。不熟悉计算机的人，有时会认为计算机是相当大的、复杂的东西。计算机有大有小，小的就如汽车旅馆中餐桌上冰镇酒或饮料的冰桶，大的能大到像新泽西州牧场上盖的娱乐中心，还包括停车场。计算机内部终端间则由一个短的红电线连通。终端间还有篮的、绿的、黄的、橙色的、粉红的等等之类的线连接。
专业技师拆卸计算机看出什么故障时，很快他们就能发现更多的电线、终端、还有其他的部件堆在他们周围。这种特殊的计算机大到足以让这些技师手足无措。技师们把各部件展开在一个空的放设备的小屋里，最后他们发现了他们认为时调节器的东西，那是一个小小的安全装置。这种调节器的世系能追溯到许多年前，在慕尼黑的二月份的雨天，爱因斯坦预见了这种可怕的事情。仔细检查后，技师们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调节器上布满了灰东西，有点儿类似于汇集在转台式热狗烤架上的灰东西。灰东西太多。这样一来，那个小电枢本该装到一个别的电枢根本装不进去的V形凹槽里，现在却装不下去了。谁都不知这灰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所以也没法确定责任者。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只需轻轻一口气就能吹落掌心的少量灰尘夺去了12条人命。
这个悲剧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人问：“类似这样的悲剧怎样阻止在今后再发生呢？”当然，你可以看都不看地每周把支票给银行出纳员――出纳员冒这样的危险是他们分内的事。但是，这样一来，你就不知你有多少钱了。你也可以搬到一个人人都没听说过电脑的村庄去，但那可能非常非常遥远，你得花上数年的时间才能在那里感到生活舒适。你也可以用真空吸尘器打扫计算机，至少一周三次来清除计算机里的异物。但是，要是吸尘器运行不了怎么办呢？
一个难理解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谁都拿killion这一致命的数字没办法。它不是人、不是产品、也不是一个机构，因此无需答复谁。它总在那里，在数学触不到的范围。，在那里，空间弯曲而平行线却相交了，还有我不知道而会出现的情况。最后，你真正能做好的就是希望：要是有人遇到了killion这一致命的数字，不是你自己就行了。
L12 The Arrow Of Time
最近两个月来我才意识到在我与熵的搏斗中，熵占了上风。我的汽车坏了，电冰箱出毛病了，还有人说我的右后牙得做牙根管治疗。而这几件事竟然都发生在同一天！卧室里的窗户还是一下雨就漏水，照看儿子的人每次在我真正需要时仍然迟迟不见踪影。我开始有白头发了，打字机也用旧了，房子需要重新油漆了，我得配副眼镜了。儿子的胶鞋穿出洞来，而我越来越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无能。
每周六我都要在自动洗衣店洗上整整半天的衣服。如果那些衣服到下周又脏了，那我这又是何苦呢？
唉！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竟然就是混乱。甚至还有一种专门用来测量混乱程度的精确的尺度，叫做“熵”（shang—译者注）。熵与其它任何一种物理特性（如运动、重力、能量）都有所不同。它不能双向做功，只能增长不能减少。一旦创造出来，就永远也不能被毁灭。通向混乱之路是条有去无回的单行道。
由于其令人身心交疲的不可逆转性，熵一直被人们称作“时间之矢”。这一点我们凭自觉都能懂得。若是听其自然，小孩的房间就会变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听其自然的话，木头会腐烂，金属会生锈，人脸会长出皱纹，花会凋谢；听其自然的话，高山也会慢慢消逝，原子核也会衰竭。在城市里，在废弃的地铁里，在破旧的人行道上，在朽损的建筑物了，在我们自己日益混乱的生活当中，熵无处不在，无所不有。毫无疑问，我们都知道陈旧是什么意思。要是突然发现一幢旧房子又刷了一层漆，我们就明白这房子准是出了点毛病。如果看见一只鸡蛋恢复原状并跳回到原来的蛋壳里，我们就会哑然失笑，就像笑一部倒着放映的电影一样。
然而，熵决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因为每每随着熵的增加都有能量的消耗和机会的丧失。沿山边流下来的水在途中可以用来做些有用的功。但一矣所有的水都在同一水平线上时，它就再也不能做功了。这就是熵。当我的冰箱工作正常时，它把所有的冷空气都有条不紊地置于箱内的一部分，把温度稍高一点的空气置于箱内的另一部分。但一矣出现故障，冷空气热空气就沆瀣一气，集于一处，不冷不热的，弄得我的黄油化了，牛奶臭了，冻起来的蔬菜也烂掉了。
当然，能量在这时并没有真正地失去，而只是效力减少了而已，散失成一锅乱七八糟，稀里糊涂的东西。这种乱糟糟的情形不可能对我们有任何益处。熵就是混乱，熵就是目的的丧失。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漫无目的中似乎也发现了熵。他们常常为此而心烦意乱。就像我那不冷不热的冰箱里无数的分子一样，人们被冲来撞去的，感到自己迷失了方向，并随时随地都在荒废青春和错失良机。在婚姻生活中，要发现熵也是轻而易举的：夫妻双方都心不在焉，无暇顾及小问题，这样几乎就注定了他们将来会分道扬镳。像我们国家目前的状况，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都有很多的熵——丧失了的阻止混乱到来的机会，那些混乱来势凶猛，有如排山倒海，好像随时都会把我们吞掉。
但是，熵并不是战无不胜的。水晶石，雪花，河外星系就是屹立于无数随机事物中的具有惊人的秩序美的岛屿。要不是因为有熵力不所及的例外的话，天空就会是一片漆黑，我们也会因此而能够看到那无数星星在何处消磨时光。这只是因为大气中的空气分子有条不紊地群集一处，才使得天空一片蔚蓝。
意义最为深远的熵的例外是生命的创造。一粒种子吸收一定的土壤、碳、阳光和水份就变成一朵玫瑰；子宫里的一个精子，吸收一定的氧、烤馅饼和牛奶就会变成一个婴儿。
其中的关键是，要生出一个婴儿来，就要汲取大量的能量。要栽活一棵树，也要汲取能量才行。通往混乱之路是一条轻而易举的下坡路。而通往创造之路却颇费周折。对抗熵固然可以，但却是不无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把大家团结起来这么困难，让大家树倒猢狲散却这么容易的原因。
更糟糕的是，在宇宙某一角创造秩序总是在其他角落引起更多的混乱。我们从石油和煤炭里创造出有条不紊的能量，其代价却是烟雾造成的熵。
;最近我又拣起好几个月没吹过的长笛。当高低不匀的颤音在整个房子里尖叫起来时，我儿子捂着耳朵说：”妈妈，你的笛子出啥毛病了？”当然，笛子并没有出差子，而是我吹笛子的技术退化了，根据这种情况，或者说是熵化了。阻止这一退化进程的唯一办法就是天天练习。果真，我后来吹出来的音调要好听多了，但我为此付出了持之以恒的努力。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如果我们不再把能量运用到技术上去，技术就会退化。
这就是为什么熵让人灰心丧气的原因。这就好像一场势均力敌的艰苦战斗一样，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熵的构成是一个机遇问题。就以我家厨房里游弋的任何一个冷空气分子为例吧。它向冰箱方向游离的可能性任何时候都是对半开，它游离开冰箱的可能性也是对半开.但是，拿上亿个混在一起的冷热分子举例的话，所有的冷空气分子朝冰箱游去的可能性和所有的热空气分子游离开冰箱的可能性实际上都等于零。
熵之所以取胜，不是因为整齐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通向混乱的途径比起通向整齐的道路要多得多。干件稀里马哈的事的办法比起干件像样的事来要多得不计其数，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比把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掉的办法也要多得不计其数。我们生活中的障碍和意外事件几乎注定了经常性的冲撞会把我们弹到随机的道路上去并使我们脱离常轨。混乱是阻力最小的，不费吹灰之力的道路，但决不是不可避免的道路。
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也为今天我们周围见到的熵而苦恼。我为国际事件的偶然性和这个世界上共同目标的匮乏而忧心忡忡，我担心这将会最终导致核战争的熵化。我无法送孩子去我们所在的城区的公立学校上学，成千上万的人失业，通货膨胀失控，两性之间，种族之间的紧张状态似乎有增无减，人际关系似乎到处都在分崩离析。
社会机构——像原子和众星一样——如果不对其增加能量使其保持秩序，就会衰退，友谊、家庭及经济也都会崩溃，除非我们不断地努力使它们运转正常、润滑良好。但我觉得愿意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的人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事情越复杂，困难就越大。假如我的冰箱里只有一打左右的空气分子——如果我等上一年半载——其中六分之一最冷的分子就有可能在某一时刻聚集在冷冻室里。但等式里的因子越多——参加游戏的人越多——他们的路线有规律地碰在一起的可能性就越小。一旦秩序被打乱了，拼板玩具的板块越多，就越难把它们重新拼在一起。一位物理学家说：“不可逆转性是我们付给复杂性的代价。”
L15 The Valentine Vogue
在十九世纪40年代之前，在美国，St.Valentine'Day 还算不上是一个节日。在二月份，那个领导美国独立运动的圣日，华盛顿的生日，使旧的圣日在地位和重要性上弱化了。横跨两岸的大西洋，使英国的圣日被淡化了。当那些主要用于民间占卜、爱的护身、发放救济金的同等重要的能更好地表示信仰的节日都已经淡褪了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去相信 St.Valentine'Day 不会淡褪。这些节日包括St.Agnes,St.Anne,St.Faith,St.Simon,和St.Thomas。在工厂工人和新教徒计时员的受过训练的严格要求下,St.Valentine'Day 似乎注定遭受被废止的厄运,正如其它那些出现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日历上的圣日一样。新美国的日历不会是一张记录教会圣日、太空船典礼和君主纪念日的纸，就像早期现代英国那样，取而代之的是以复杂的共和国典礼、移民风俗、福音教会复兴和安息日为特点的日历。就像 St.Patrick's Day 一样，St.Valentine'Day 将是一个（不被废止的）例外；但又不同于 St.Patrick's Day ，在美国假期的复兴中，商业化因素将会比种族划分因素更能（给 St.Valentine'Day ）带来创造性和前瞻性。
毫无疑问，在早期美国，一些关于 St.Valentine'Day 的民间信仰一直被珍藏着，比方说，它会被标记在节日上，有时候还会包含一两首符合场景的韵律诗。作为对传统节日意象的恪守的典型，一本 St.Valentine'Day 的诗集于1811年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伯灵顿出版了。它唤起了由求爱、春天和鸟儿们组成的传统的乔叟式世界：知更鸟、画眉、鹪鹩、林岩鹨、椋鸟、松鸟在这个节日成群地聚集起来，为了在第一束阳光下求得自己的真爱。尽管如此，在十九世纪的早期十年，在传媒上关于 St.Valentine'Day 的提及还是少之又少。并且，这些对其作出评价的作者，对这个节日的态度竟是几乎把它当做英国唯一的节日--它在伦敦尤其流行，但是对美国却没有明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小说家 Samuel Woodworth --美国历法传统的年代史编者的其中之一--在深入研究后于1832年得出结论：“英国在2月14日的关于寄送情人和由抽签决定配偶的风俗，从未被美国人实施，并且更从未被他们所知晓。”1858年，哈伯周刊报道了：当做情人节生意的商人，在1840年左右第一次开始寄出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样品给“旅行社代理人”时，这些推销员事实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去解释这些令人好奇的信件的用途，并且要把他们为这个旺季所准备的记录下来”。在十九世纪40年代之前，这个节日对美国流行文化无足轻重，它很容易被人淡忘。
在十九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时，这个节日的命运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在几年前，我们知道了这在欧洲庆祝的节日，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去庆祝，”the 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 在1845年时评论，“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St.Valentine'Day 的书信、心型物、投镖等等已经被我们接纳。尤其在纽约，现在，这里流行在卡纸上写上半严肃半诙谐的性爱话语和甜言蜜语，然后通过邮局寄出。成千上万的类似信件被寄送着。甚至在严肃的费城，这个圣日也在被庆祝着。”The Public Ledger 只看到了这个节日复兴后的好的一面。当大量的浪漫的人渴望这个遗失的民间传统和节日时，新闻媒体便赞扬了这种复兴。“我们变得如此明白事理，以至于所有在日历上的旧节日，或者胡里节，或者圣日，都几乎被玷污......我们计算太多了。”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感性和更少的理性”，更多的时间去感受一种狂热的感觉，更多的机会去把对于商业的关心和创意搁置一边，于是乎，情人节的复兴--这个对奇思怪想的暂缓--满足了要求。隐藏在节日复兴的唐吉柯德式含义之下的是一个宝贵的讽刺。这恰恰是商业在历法上的灌输，它促进了圣日的浪漫复兴。
使 St.Valentine'Day 变成纽约费城的流行，并且逐渐扩大其影响的是情人节礼物。在流行风潮下，美国最初是从伦敦那里获取灵感的。在世纪末，这里的印刷厂和书商已经开发了一个商业化生产情人节问候礼的市场。在十九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在伦敦的情人节礼品流通估计有20万。在十九世纪40年代末，据报道，年度交易额翻倍增长。到了1867年，数字已经攀升到了超过10亿，这还只单算了大都市。在1834年，一个作家曾在 Boston Daily Evening Transcript 遗憾地表示，在英国迅速增长的情人节市场“在美国没有被完全理解，正因为这误解，我们担心，美国在英国的税收上会被诈取合法的却越来越多的钱财。”在最初的情人节熏染中，美国公司严重依赖英国进口和技术，比如花边纸的生产。他们经常吹嘘他们运送着最好的线，这是由伦敦提供的。然而，到了1848年，一家大型的费城公司可以自信地宣布，“这些雅观的古典的产品”不仅在国内流行，更在大西洋彼岸受欢迎。在那时侯，至少11家美国公司开始生产他们自己的情人节礼物。无数的商店在零售着这些英国和美国的商品；一大群小贩和推销员在把这节日的浪潮带到了城镇和乡村。
美国对于伦敦流行的兴趣其实是在十九世纪40年代的时候快速累积的。一个耶鲁学生谈及在纽黑文市的对于情人节礼物的普遍狂热早在1842年就有了，然而他自己却尽量地在这喧嚣中保持冷静。“一千张小纸条。”他听说，被当地的邮局寄送着。在1843年的纽约市，通过邮寄的情人节礼物，估计有一万五千；第二年在这个城市统计的数字便达到了两万一千；到了1847年，估计的数字达到了三万。同样地，在1847年的波士顿，据称仅一家快递公司就运送了8000的节日祝福礼。尽管没有任何关于情人节时尚的具体规模的确切数据，the Public Ledger 似乎几乎目瞪口呆地面对这不断增长的喧嚣：“通过邮局、派递公司，有太多的方式可以寄送东西，以至于要确切地统计昨日寄送的信件的数据，是不可能办到的。我们可以相信，数字将比去年已递送的大很多。我们，我们自己，看到了一个背着装满精美信件的巨大的邮递篮的邮递员，正蹒跚地走着；我们听说，Blood's Despatch 正用独轮手推车寄送着信件。”虽然这种狂热不可避免地在紧随着的数十年中冷却了下来，但一个新的、深深印刻着祝福、恭维、玩笑的习俗保存了下来。在十九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之间，交换情人节礼物成了一个持久的美国节日习俗。
这新的习俗主要是建立于商业的媒介，它基于把 valentine 当作一种商品的理念。valentine这个词的意义本身在十九世纪中的转变，反映出这个节日的基础更新。这个词在早期现代意思是关注于一个人或一种关系--也就是说，在一种场合下，一个人抽签去建立谁成为他的情人，或者，使用术语，成为一个人的爱人、订婚者。相反地，在十九世纪，这个词变得意味着物品的交换--一张精致的花边纸信件或者用于购物的彩色平板画纸片。一个 valentine ，简洁地说，变成了一种商业的产品，一个可以交易和消费的商品，就像其他商品一样。这个术语的确切词源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