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对中心的挑战
世间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易经·系辞》曰：“动者尚其变”，“穷则变，变则猛肆通，通则久”。“变”也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一部人类文化史，就是文化不断演化变迁的历史记录。文化发展，其“变”的动力来自何处一是来自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内部自身的改造修正，对已成定势的文化作进一步的开掘，以巩固其已确立的规模和地位；二是来自异己力量对主流文化的批判与否定，打破既成的模式和规范，把被压抑被排斥的潜能发挥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边缘对中心的挑战、冲击。当文化一旦处于这种边缘向中心逼近，迫使主流文化兼容边缘，改变自身面貌的时候，就是文化转型期的到来。[1]而文化的转型，必然要影响作为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文论思想的变化，使之转向。
一
在中国文化史上，枝肢轿文化的转型时有发生。
汉代几百年间，统治者以经学巩固了汉王朝的强盛和统一，也加速了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同一，但同时也以“名教之治”限制了中国文化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改变了“百家殊方”的繁荣局面，使中国文化一度呈畸形发展的态势。这种文化发展的病态到了靠自身的新陈代谢已无法救治的时候，长期受禁锢、遭压抑的道家文化，以及外来的佛理思想等等，便在魏晋时期从边缘崛起，合力冲击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文化专制主义，或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等玄理思想反对统治集团推行的名教制度，或以佛玄结合的“空”、“无”等观念消解正统经学的意义，结束了儒学独霸的局面，动摇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因此促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次较大的文化转型。魏晋时期，思想文化上的空灵玄远之风和旷达逍遥的精神境界，大大有利于当时的文人学士从荒谬的谶纬迷信和章句之学中解放出来，形成了自由清谈、得意忘言等新的学术眼光和交流方式，使各种学术流派得以复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文学理论方面，先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发出“诗赋欲丽”的唯美宣言，随后是陆机“诗缘情而绮靡”、“遣言贵妍”等为艺术而艺术的批评标准，向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学观念发起挑战，从此确立了文学于经世致用之外，更有言情述怀和审美享乐功用的文论思想，而此后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文论著作，正是这种新思想的光辉结晶。因此有学者高度评价这次文论转向“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的高峰。”[2]
在明代，由于自宋代以后新的儒家学术“宋明理学”的形成，变多元文化为一元，以“天道”、“人性”之关系为基点，建立“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体系，使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又一次走向定位化，走向僵化饥带。到了中后期，随城市经济的繁荣，一种与理学相悖的，充分肯定自我、肯定人的情欲的市民思潮逐渐兴起，对正统的儒家文化产生冲击。加上阳明心学提倡以“吾心”代替孔子和经书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为反偶像、反封建礼法提供了思想资料，促使文化思想在这个时期又发生了一次转型。这时的文学理论，在大胆追求个人幸福，蔑视封建礼法的市民文学的推动下，首先是对正统的文道论发起攻击：李贽的“童心说”提倡文学要表现真感情、真性灵，反对假人假言、虚伪造作，并明确指斥儒家经典是“假人之渊薮”；公安三袁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竭力强调诗文创作的审美特性；汤显祖力主情性，反对以“理”拘情。他们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把感性的个体审美经验推向了历史的高峰。其次，是有关戏曲、小说等处于边缘的文学理论得以勃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向以诗文理论为主流，而明中后期诗文理论受到轻视，大多数文论家转向戏曲、小说理论领域，且著述颇丰。如何良俊的《曲论》、蒋孝的《南九宫谱》、李贽、汤显祖的戏曲点评等戏曲理论；林瀚的《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李大年的《唐书演义序》等小说理论。这一转向，为以后清代和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近现代之交，从鸦片战争失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中国文化开始了最重大的一次转型，至今仍处于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当初，在剧烈的中西文化碰撞中，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似乎再难维系中国的生存，不得不致力于自身的改革；在器物层面，“师夷制夷”，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提倡“中体西用”；这种文化外求又发展到倡导君主立宪，在政体制度层面上，最终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而在精神层面，自明代以来一直处于边缘而受到压抑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思想，借西方文化之力猛烈冲击了儒家主流传统，从而导致了一次深刻的文化转型。转型之初，与政治改良和文化革新相契合，康有为、梁启超诸人在文学界发起“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反封建正统文学的运动，使文学形式与文学观念都逐渐发生改变。到了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大量传入的“五四”时期，过去处于边缘的民主意识、市民意识、个体意识、审美言情意识等等都借西方文学的冲击力量，动摇了中国传统文论观的根基。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以西方为参照的人道主义文学主张，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艺术至上”等“唯艺术论”思想，都明确地把人、人的生命和情感置于文学创作的中心，边缘文论话语曾一度取得与主流话语分庭抗礼的战绩。在文化转型和文论转向的过程中，从2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效仿，中国新文学及其理论经历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解放区工农兵文学、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学等阶段，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如“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典型化”等等主宰了中国文学理论界几十年，并与重群体重教化的传统文学观念相融合，迫使新文学运动之初兴起的边缘话语重新沦入原位，未能获得充分发育。直到“文革”十年，主流文论话语借助政治力量占领了压倒一切的支配地位。70年代末期，随西化潮流的又一次来临，边缘文论才得以重新转向以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为参照，借鉴西方文论话语来言说自身的路途，兴起了对中心的又一轮挑战。
二
边缘向中心挑战，动摇中心的地位，迫使其接纳边缘或兼容边缘，能量来自何处？这是我们在对中国文化转型和文论转向进行历史清理时自然会碰到的问题。
首先，边缘文化往往具有强健的自我创生性。按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dJ·Toynbee)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青春期、生长期、成熟期和衰败期。任何文化要想保持旺盛的活力，要想延长其生命，就必须不断地吐故纳新，创造新的价值。如前所述，新陈代谢的动力，要么来自主流文化内部的自我改造修正，如先秦时期，初具规模的汉文化，鼓励内部不同区域文化相互激荡磨砺，在“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中发展了丰富多采的文化思想，使中国文化表现出勃勃生气。要么来自异己力量的冲击、否定或颠覆。边缘文化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具有跃动不拘的性质，较少僵化、定型化的因素，因而能抓住时机迅速地生长发展。倘若主流文化自我设限，凝固封闭，丧失了调节改革功能，便自然给边缘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如汉代统治者为适应大一统帝国的政治需要，实施儒学独尊的文化政策并把《周易》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加以改造，成为人格化的神学目的论，开了谶纬灾异之说的先河。主流文化内部的这种封闭的自我设限，把儒家文化的发展与其他不同思想截然对立，使儒家思想由于缺乏必要的营养而渐趋衰落。于是，生机勃勃的魏晋文化便乘虚而入，发展壮大，形成不可阻挡之势。
其次，边缘文化往往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正是边缘文化得以生长和发展的前提。比如道家文化，在汉代扬儒抑道的环境中得不到发展，处于边缘，但由于它崇尚“自然无为”、“守柔”、“不争”，以及否定等级界限，讲究辩证关系，对于调和社会矛盾、缓解人们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因而能在重重压力之下，趁儒家文化渐衰之机不断发展、更新，并向主流文化发起挑战。又如东汉传入中国的佛家文化，它对人的本体论的解释，它特有的哲学思辩方法等等，都给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思想营养，因而能在中国站稳脚跟，并最终融入中国文化。再如明代中后期的市民文化，具有要求关注广大市井小民的生存状况，让文治教化从庙堂回到民间的合理性，因此能欣起一场宏大而持久的冲击传统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近现代新兴的科学与民主思潮，更具有同腐朽衰颓的封建专制思想尖锐对立，与世界文明发展方向一致的合理性，所以能彻底动摇几千年封建统治之根基，迫使传统文化改弦更张。
再次，边缘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兼容其他文化的功能。这种基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兼容能力，是随中心文化内容丧失的多寡而变化的：中心文化内容丧失越多，边缘文化兼容他文化的能力越强。仍以魏晋文化为例。东汉儒学走向衰落，道家便以“自然无为”思想为儒家“以名立教”的主张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使儒学逐步玄学化，为玄理思潮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它借儒家让出地盘之机，又兼容外来的佛学思想，用玄学来解释佛学，使佛学玄学化。在文论方面，以道家玄理思想为基础的超功利的审美意识猛烈冲击了把文学当作政教工具和附庸的主流文论观，并兼容着外来的一些佛学思想，使审美文论得到长足发展。又如“五四”前后民主主义、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等等文化思潮对走向没落的封建文化的冲击，封建正统文化几乎让出了全部领地，新文化曾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对异域文化大量接收，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兼容能力。
复次，边缘文化往往是新方法、新眼光的孕育处。文化的转型，必然是由新眼光、新方法的形成而引起。主流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定位化，往往走向自我封闭，习惯于既定成规，不思新变。而边缘文化处于不断的求新求变状态，易于冲破主流文化的既成之法，产生新的眼光和方法。如魏晋学术文化发生重大转变，就有赖于新眼光新方法的出现。汤用彤先生认为，正是由于“言意之辩”这种新眼光新方法的普遍推广，“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使学术重点从“有名有言”、“可以说道”的“具体之迹象”突变为“无名绝言而意会”的“抽象本体”。它在庄子言意之辩的基础上，以言和意之间的距离引发出“迹象”与“本位”的区别，得意忘言方法便影响了整个魏晋玄学体系的形成。[3]又如明代，在天理人欲之辩中，李贽等王学左派独树一帜，以新的眼光把人欲置于天理之上，肯定下层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反映了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要求，为文化发展注入了动力。再如“五四”时期，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锋从中国数千年的“仁义道德”历史中，读出了“吃人”二字，于是能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擎起反传统主流文化的大旗，推动了新一轮的文化转型发展。
三
在文化转型和文论转向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外来文化进入本土的途径一般有两条。一是殖民性的强行输入，二是本土文化的主动引进，两种方式传入的异域文化都会对本土的主流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短处，一文化的优点可以弥补他文化的缺陷，可以为他文化中的边缘成分提供挑战中心的思想武器，也可以成为文化转型和转向的催化剂，还可以通过本土文化的整合而变为新文化的组成因素。如魏晋时期东来的佛学，为当时中国文化和文论的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料，甚至逐渐跻身于中国文化的行列，成为千百年来影响中国文化和文论的重要因素。明代中后期，伴随海外贸易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文化因素，助长了市民文化的勃兴，并从此时强时弱地对传统的主流文化构成威胁，以至于到清末和“五四”，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就近代以来这次延续百年的文化转型和文论转向的曲折历程而言，外来文化所起的作用更加明白彰显：在近代至“五四”时期，一方面是腐朽衰颓的封建王国被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大门，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精英有意识的西化选择，主动引进异域文化为本土的政治文化运动助一臂之力。在此期间，西方文化不仅为边缘文化提供了思想武器，催生了新文化运动，而且迅速与本土的边缘文化结合，成为其中活跃的因素。在20年代后期至70年代，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转向和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成功，苏式西方文化的引进，使本土文化的走向发生变异，刚刚开始的边缘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认同中断，被本土文化与苏联式文化的结合所取代，使边缘重又沦入边缘。从70年代至今，由于中国现代化目标的重新定位，国门再一次开启，西方文化的涌入与本土对异域文化的主动吸收双向互动，导致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空前的影响，边缘在这种影响的刺激下再次崛起，形成不可阻挡之势，猛烈冲击着主流文化。在这一次边缘对中心的挑战和冲击中，边缘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利用甚至走向了过激的一途：在蜂拥而至的西方近代、现代，乃至后现代文化思潮面前，人们饥不择食地“拿来”，令80一90年代的中国文化理论界主义迭起，术语泛滥，外来话语与本土边缘话语交汇融合，众声喧哗。而紧随着“西方中心论”的破灭，人们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外来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正在文论家们跑步趔趄追赶西方文论的批评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等等浪潮，试图利用西方文论话语作为边缘向中心挑战的武器，以扫荡主流话语的一统天下的时候，终于有人出来警告：“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黄维梁语)甚至回溯至“五四”反传统文化运动，反思我们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检讨我们在向外摄取的过程中，怎么对自己的传统文论完全弃之不顾，怎么在泼洗澡水的时候连澡盆里的娃娃也一同泼掉了？不管这种警告和忧虑引起了多大的争议，它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外来的文化思潮具有足以与本土边缘话语结合，迅速冲击和颠覆本土主流话语的巨大能量。
四
有挑战就有回击、反抗。每次大的文化转型，与边缘对中心冲击和渗透相伴的，必然是中心对边缘的压制、禁锢和扼杀。尤其是经过长久经营，已经形成较大规模，具有相当稳定的结构而定型化、模式化的主流文化，更不允许任何异己力量得到充分的生长和发展，必然要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抑制。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转型，新兴的文化和文学观念一开始就在艰难的环境中生长，不仅在当时就受到来自主流文化的压制(审美言情文论被当作浮华文风与传统文论尖锐对立并立刻受到排挤)，而且从隋、唐到宋，一直遭到传统的重政治教化的主流文化的清算，佛学思想甚至长期被视为异端邪说，直到宋明两代，有儒家学者在接纳、借鉴佛学哲理和修养经验来更新、突破传统儒学时，还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受惠于佛教，也没有人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佛教，到了晚明至清，佛教才被承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又如明代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下诞生的市民文化，随着统治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而遭受抑制；在左派王学推动下形成的同传统封建文学观念相对立的文论主张，也随着封建正统思想的回潮而倍受责难，其代表人物如李贽等人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近百年的这次文化转型，其间所充斥的边缘与中心的矛盾斗争，所经历的曲折反复更是历历在目。特别是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的历次文化运动和文艺论争，如20年代初以《学衡》、《甲寅》为阵地的复古主义与新文学的冲突，新文学阵营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以后有关文艺服务对象问题的辩论，政治标准第一还是艺术标准第一的论争，对胡风“七月”派的批判，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主体性”问题的争论，“新的美学原则”的讨论……其中都有极为复杂的背景和内容，但也都掺杂有边缘与中心的冲突，中心对边缘的压制，以及边缘的反压制。中心总是利用其所处的主流地位和话语权利，对边缘进行支配和控制。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边缘话语有坚持自己的边缘立场而一意孤行者，也有臣服于主流话语，并与中心合谋者。这后一种情况更加复杂。比如，历代的民间文化即大众文化，总是以游离于主流的边缘身份出现，但是又时不时地走向同主流合谋的道路：从30年代开始的大众化运动，先是在救亡主题下对大众进行文化普及和文化教育，继而则是主流话语对民间话语的利用和民间话语自觉地对中心话语的认同，双方共谋构成了对其他边缘话语的禁锢和扼杀，历经几个阶段到20世纪中期达到极点，形成主流话语一统天下、万马齐喑的局面。90年代末期，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引进，一度失势的主流话语找到了复生的机会，于是，传统主流话语以变形的方式利用富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大众文化话语，并与之合谋，力图消解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工业文化精神，这已经形成当前极其复杂的文化语境。
由此可见，边缘向中心挑战从而导致文化的转型和文论的转向，从来就是充满艰难险阻的复杂而漫长的历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魏晋文化转型到隋唐形成一个文化繁盛时期，经历了三、四百年；明代中叶开始的文化传型，至清代也延续了二百年左右；我们身处其中的这次转型，由于全球化的全方位影响，其规模之大，触动之深，局面之复杂，当属空前，因而其历程也必然很大。在此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我们回顾和反思历史，应该对此有充分的准备。
五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这个跨世纪的文化转型时期，正在从政教中心转向经济中心，从儒家人文精神转向现代商业精神，传统的价值体系遭到瓦解。文化方面的变化，正如林兴宅所言：“一是文化角色移位，即政治文化曾经扮演主流文化的角色，如今不得不让位于消费文化，少数人操纵的殿堂文化变为人们自主选择的大众文化，文化产品从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变为满足人们即时需要的文化快餐；二是文化功能的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被迫进入市场流通，文化工业兴起，于是文化的功能由审美型向享乐型转化，由精神价值向消费价值转化；三是文化的构素重组，由于新的文化传媒兴盛，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重大变异，电视文化、广告文化、流行音乐等抢占了文化的中心位置。”[4]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市民文化等等一向处于边缘的文化，自90年代以来冲击着主流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取代主流文化的地位之势。延续了一个世纪并屡经反复的文化转型，似乎终于开始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似乎正面临一个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转型都更彻底更巨大的转型。在此文化转型过程之中，文论也必然受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而转向，它的现状怎样，发展趋势怎样？
边缘向中心挑战，经百年来的反复较量、交锋磨合，边缘文论对主流文论的冲击乃至颠覆已经取得明显的战绩，尤其是自80年代以来，受“美学热”、“方法论热”、“现代派”、“先锋派”、“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等一潮又一潮的“热”的洗礼，种种非中心话语以多元并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着主流文论话语，从语言符号层面看，甚至大有遮盖主流话语(以30年代从前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为其延续形式)并取而代之的态势。边缘话语借助西方文论话语对中心话语进行的这种挑战、颠覆，大大地加速了传统主流话语中消极陈腐因素的死亡和边缘话语中有生命力的积极因素的生长，有力地促进了经磨合后产生的新兴成分的发展。其实，我们可以视其为边缘话语的一种策略—回顾“五四”时期，采取过同样的策略，可是由于社会、政治和文化诸多原因，这种挑战策略并不成功，只留下一些隔靴搔痒的西方文论话语为主流文论话语所利用，边缘仍处于边缘。今天的挑战所造成的这种“完全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的现象，也许正是边缘向中心挑战过程中矫枉过正的必然反映。不破不立，不止不行，只有当人们意识到某一种文论话语(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独霸天下的不正常，意识到完全用外来话语言说本民族文论现象的不正常的时候，才会猛然省悟：解构不是最终目的，边缘向中心挑战，不是要把尚有价值的东西彻底推翻，不是要把中国文论中有生命力的成分弃之不顾，一概以西方话语取而代之。这种挑战的策略唤起了们对传统文论话语的重新审视和认识，于是有人提出了重新建构中国文论话语的倡议。“重建”的呼声不是保守与复古的老调，不是让文论回到传统主流话语，而是要发掘民族文化资源为文化转型和文论转向提供动力。它提醒人们，在一大堆外来术语轰炸、“狂欢”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自己建设文论体系的根本任务；在边缘与中心交锋磨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应该进入整合与建构的阶段了。历史不断地证明这样一个规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冲突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走向融合。文化与文论的整合、互补是发展的大势所趋，在全球一体化来临的时代尤其如此。事实上，中国文论回归本位的趋势、功能转换的趋势和多质建构的趋势，已经明白无误地出现在这世纪之交。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对中国文论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和重建，将使中国文论再创辉煌，在世界上发出响亮的声音。
正确看待边缘对中心的挑战，正确引导和促进边缘成分的合理发展，是一个文化能保持生命活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一种文论能得以发展的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