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于"文学"在中国当下文化中的位置有诸多的议论，在网络中有关于文学是否死了的论战，而德国学者顾彬关于"垃圾"的议论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切。各种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这其实凸显了大家对于"文学"的巨大的焦虑。
文学究竟怎么了？这个问题突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成了一个具有公共性的议题，值得深入地思考。
从当下的现状来看，文学正在迅速地发生着相当巨大的变化。文学的形态和文学的发展方向都有了深刻的转型。原有的“新时期”建构的文学运作的方式，经过了九十年代以来的变化，在新世纪已经呈现了新的格局，文学理论批评领域中最近在深入讨论的“新世纪文学”的新的分期概念正是对于这些新的发展的回应。其实这些讨论远比在网络上和一些学者的即兴发言来得深入，但由于局限在文学界之内而没有受到公众的关注。其实文学有新的格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这种新的格局当然让我们熟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运作的方式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转变，这些发展和转变其实都显示了中国当下文学的新的面貌。
这里曾经引起争议所谓“文学死了”的表述，当然不可能是文学不存在了的陈述，这样的表述也没有任何意义。其实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耸人听闻的提法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理解，可以认为：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变化，文学的“新时期”以来的形态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延续了。我们习惯的文学形态已经消失。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当然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必然冲击和改变了文学的面貌。这种改变有两个方向：首先，在二十世纪中，文学所激发的阅读的热情和想象力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它主导了文化的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功能。人们通过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获得一种对于社会的理解。但随着社会的变化，文学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文化中心了。文学所引起的关注和阅读热情已经有了削弱。当年“新文学”的宏大的叙事一直是以启蒙和救亡为中心的。但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的进程和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文学已经无法再继续承担过去的角色。苦难和悲情已经不再是中国的文化的重要的基调，文学想象的“个人化”已经越来越明显。虽然关注民生和社会仍然是文学的重要的方面，但显然新的趋向已经开始呈现。这样的情况从八十年代后期就已经逐渐显露，到了新世纪就已经完成了文学的转型。其次，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各种新的文化类型的冲击也异常剧烈。视听等多媒体文化的高速发展，对于文学构成的冲击也非常剧烈，阅读作为主要的文化生活的地位有所下降。文学的审美功能也被其他媒介所替代。写作仍然非常繁荣，但其影响力的下降则是明显的事实。
因此，所谓“文学死了”的争议和有关顾彬的“垃圾”说的并不确切的报道其实正是当下文学状况的一种投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文学性质和功能方面呈现的新状态和我们习惯的对于文学的理解之间的深刻的距离感，也反映出公众对于当下文学缺少把握的焦虑感。其实文学不可能消失，而只是在新的环境下进行难以避免的调整。文学不死，但变了样子，文学绝不都是垃圾，但却和过去大不相同。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就是需要对于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调整有深入的理解。
这种调整有几个方向值得注意：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出版机制对于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文学期刊的急剧衰落，中短篇小说的影响力已经快速下降。现在我们讨论文学，实际上是以长篇小说为中心的。这正是与出版机制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无论是“纯文学”还是流行的通俗小说，都是以“书”的方式运作的。它的读者群的大小不同，但都能找到自己相对稳定的阅读空间，形成相对稳定的潮流和影响力。无论是莫言、贾平凹、王安忆还是韩寒、郭敬明，虽然其读者对象大不相同，风格和文化选择也有极大差异，但其通过一种稳定的图书出版的机制运作的结构则并无不同。这里一是依赖一种畅销书运作的方式运作，二是通过一种“小众化”的方式运作，都可以找到自己稳定的读者。
其次，作家的“职业化”进程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这是作家面对市场化的的结果。现在成熟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虽然仍然在“专业作家”的结构中，但已经显示出职业化的特点。如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作家都是平均一两年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其写作基本按照相对“小众”的文学阅读市场的运作安排，也保持自己的风格和一贯特色。这已经非常接近西方作家的写作方式。而所谓“八〇后”作家的写作更是按照这一市场方式运作的，他们没有进入“专业作家”的行列，其市场导向更加明显。
第三，“八〇后”作家的写作和出版几乎都以自己的同龄人作为读者，表现青春的苦闷和反叛以及玄幻的想象为基本的主题。他们有更加“职业化”的倾向，也更加脱离了二十世纪的历史重负。其写作往往也借助网络这样的新媒体加以传播。他们在传统的“文学界”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同，但已经变成文学市场的主力，构成了和“文学界”平行发展和运作的力量。文学阅读的风气和潮流往往由青少年主导，其走向几乎并不依靠传统的文学运作机制。他们的注重自我，关切环保等人类普遍价值，更加敢于消费的倾向都对于文学的结构性变化有极大的影响。
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和运作机制都发生了异常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的认识还有待深化，所以引发诸多的焦虑是并不奇怪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面对这些变化，做出新的阐释和理解。
（作者 张颐武 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