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误认为，唐朝政治的腐朽，是从玄宗后期开始，并因之引发了安史之乱。其实唐朝吏治腐败、军事弱小的根子，自贞观年间便已扎下，祸延后世两百多年。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杀兄囚父，夺得了本属于哥哥的皇位。由于是篡弑上台，得位不正，太宗一直担心遭到后人诟病，因此在登位后，施行了两则手段，一方面篡改历史，百般丑化老父和兄弟，夸大自己在开唐时的功绩，为篡位夺权营造合理性；一方面则醉心于建立文治武功，试图藉此证明自己治国有道，以塞天下悠悠之口。
为了坐稳龙庭，李世民在登位之后，施行了大量利己损国的弊政。在人事方面，他一方面任人唯亲，提拔自己的班底，同时打压、贬黜、杀戮开国时功臣、能臣，一面与关陇旧阀相互勾结，虽然让他自己一时掌稳了权力，却将国家推到了悬崖边缘。
公正地说，在每个王朝建国之初，吏治都相对清明，之后则会越来越差，直至百姓们活不下去，乱世到来，然后改朝换代，非独唐朝一家如此。然而，由于李世民出于私心，放纵门阀滥权，导致唐朝政治迅速腐坏，在短短三四十年间，便走完了其它王朝几百年的堕落历程。从贞观中、后期开始，唐朝的吏治便一日不如一日，贵族们倚仗特权胡作非为，贪腐严重。到了高宗登基后，吏治败坏的情景更加明显，唐初诗人，太常博士裴守真在给高宗的上表中说道：“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唐会要》卷83），清楚阐明了当时的吏治、民生情况。
贞观二十三年，正是门阀势力蓬勃发展的二十三年，在贞观中后期，门阀坐大的恶果便已凸现，关陇贵族，北魏皇族后裔长孙无忌才智平庸，却位高权重，连新君的人选都受其干扰。据《旧唐书》卷80记载：“史臣曰：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通过玩弄权术，长孙无忌借唐太宗之手，除掉了贤明的吴王、濮王，将身体孱弱、性情温顺的李治立为太子，为自己大权独揽铺平了道路。等到高宗李治继位时，众阀门已经势力磅礴，非他所能驾驭，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腐朽的关陇地主士族官僚们欺他威望不固，行事比太宗生前更加肆无忌惮，架空高宗，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贵族、诸阀把持朝政，恣意横行，世风日下，百姓苦不堪言。
唐太宗留给儿子的，其实是一个隐患重重，强臣凌主的烂摊子，眼见国家走到了危亡之秋，而自己又大权旁落，唐高宗再也无法忍受，但他自己的能力、精力都不足以与之对抗，不得不放任武瞾专权，借其才能来铲除诸阀，最终引发了统治集团间的激烈冲突。
在一些偏颇的历史分析中，将武则天能够窃取权力，归因于高宗懦弱无能、耳根软，惑于女色，脑子不够数，却对真正的历史背景和内在原因只字不提，着实浅薄得很。事实上，武周灭唐的祸根，根本就是在太宗时期种下，将责任尽归到高宗头上，并不公平。由于唐太宗一手推行的坐大阀门的制度倒退文明，逆潮流而动，还以劣币驱逐良币，唐帝国才会衰败得如此之快，并为当时的百姓们所唾弃。武则天一介女流，在男权社会，本来难受拥护，之所以能够成功篡取国家，正是因为她矫正了唐太宗的错误，逆其错误国政而行，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给了平民阶层出头之日，得到了百姓的支持，而一大批没有晋身机会的人才、基层官吏更是死心塌地对其效忠。武则天当政的数十年，虽然李唐宗室发动的叛乱不绝，但却均轻松被其平灭，如果真像真如那些别有用心者的歪曲，是什么篡国女贼遭到唾弃，唐朝宗室一呼百应，百姓闻风景从，又怎会连大风浪都掀不起来，显然武周还是深得人心。而武则天掌政时虽然宫廷争斗腥风血雨，李唐余孽叛乱频频叛乱，对外战争接连失败，却百姓安居乐业，进入了唐朝三百年间少有的幸福生活，这种极不协调的现象，其实正是李唐代表了落后生产力的明证，唐太宗所推行之弊政的不得人心据此也一览无余。
在雄才大略的武则天的帮助下，高宗李治先后罢黜了褚遂良、韩瑗、来济等权臣，最后还除掉了祸根长孙无忌，至此高宗才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关陇贵族集团在此期间遭受了沉重打击，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皇权不振的情况被改变，自魏晋开始的丑陋的门阀制度自此开始衰败，皇权大为强化，科举大兴，国家也走上了正规，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之后唐朝唯一真正强盛时期——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太宗掌政时，奴婢和部曲属于贱民，按《唐律》的规定地位等同于牛马，贵族王公占有大量家僮奴仆，可以随意打骂甚至杀害。武则天上位后，沉重打击了丑恶的奴婢部曲制度，以法令形式限制了奴婢的数量，同时规定不许人杀害奴婢部曲，奴婢死亡也要禀告官府，减弱了社会矛盾。汪钱先生认为武氏统治期间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不仅是对门阀制度的冲击，也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大大利于社会进步。武则天鼓励提倡奴告主，限制奴婢人数，又赎买奴隶当兵，在她任内，国家气象一新，甚至连市民阶级都开始形成。而李世民恰恰是最反对奴告主的，《贞观政要》还作为政绩记载下来，这也是太宗阻挠历史进程的又一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