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罢中华历史，只能感叹，来自满蒙的劣制文化的喧宾夺主，用丑陋的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贵典雅的汉服，用奴性的冷漠和无耻替代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一切。而这种遗毒仍在继续芦前流淌。
次次剃发易服、圈地运动，份份“禁书令”、“禁海令”，场场动辄万人“诛九族”的文字狱，杀尽了最后一位有智能有骨气的汉人，抄尽了最后一本闪着星点思想火花的书籍。海瑞大胆直言的阵阵清风，顾宪成东林讲学的缕缕回音，徐光启浑天仪前踯躅的片片背影，都已从历史的长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祸患百年的愚昧与奴性。
《大清律例》也说：“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迅简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想来，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兴叹，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要自惭形秽。
然而，我们乖巧地穿上了所谓的“唐装”和旗袍，万马齐喑着“文化输血”。
应该澄清的是，鲁迅批判“吃人的历史”实乃批判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鲁迅后来所说的“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的”，中国历史上大概没有一个王朝像清代这样，反清的旗号从清初延续到清末余有二百多年。
有别有用心者正在篡改着先人的用意，以期更完美地埋葬我们的传统。
我们乖巧地继承着只有两百年历史的流氓文化，却以“龙的传人”自诩，不觉得羞耻？
当然，既然继承着无赖气质，又怎么会觉得羞耻。
中国人不弄清文化阉割与文化融合的区别，硬是要说那是“学习”、“借鉴”、“融合”过来的，正如不知道热情握手与互扇耳光的区别，不明了见义勇为与流窜强奸的区别，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
一旦有人觉醒，想穿上仍然飘逸华美的汉服，想重现真实的历史，重新找回那份久违的尊严与自豪时，一些人便小丑似地为其一一戴上帽子：“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家安定团结局面的破坏者”，口诛笔伐。
于是，“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便出自一个韩国女大学生之口。
“辫子戏”在上演。
屏幕上，珠光宝气的皇上、贝勒、阿哥、格格们，面对着满堂太监和奴才的翘臀，得意地接受着观众的朝拜。
《某某大帝》、《某某格格》、《某某王朝》、《某某风云》和各种“戏说”乃至“正史”，流水线生产般新鲜出炉，重复着散发着腐臭的谎言。
本该澄清这一切的文化精英们，却又一次选择了背叛，争先恐后地凑到镜头前，绞尽脑汁令这些遗毒圆满
一批亩哗裤批纪念馆拔地而起，供奉着洪承畴，尚可喜和吴三桂。
一群群意气风发的专家学者歌舞升平，为汉奸人格、屠夫气质、奴才原则树碑立传。
“辫子戏”的泛滥不再仅仅意味着审美的缺陷，而开始预示着文化的断层，脊梁的夭折。
一个不知道尊敬自己英雄，一个歌颂自己屠夫，一个缺乏诚信的民族只是鞑靼文化继承者，大陆没有华夏，华夏不在中国。
有人说：唐宋在日本，明在韩国。大清在中国。信乎！
因为礼曰：“华夏重信义，而胡人无。”
今天的我们，绝对是炎黄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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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经这样评价：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时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州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崖山之后无中国，阎吏之后无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