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腐朽的野草,地火和熔岩,断裂的盾,围墙的缺口,漫天无花的蔷薇,带刺的红玫瑰… (《野草》)
鲁迅晚年在枕边放着一幅木刻画，小得和纸烟包里的商标差不多。画面上，一个诗人手捏诗卷在朗诵，地面盛开着红玫瑰花;远方，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长发的女人在大风中跑。鲁迅常常拿出这幅画自赏。
鲁迅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后期杂文，有些像是一簇簇带刺的红玫瑰。
五四时期登上文坛之后，鲁迅就以使幼者“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使命，不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幼者“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就是在处于彷徨状态的1925年，他也是更为明确地把中国历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大声呼吁道:“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坟·灯下漫笔》)晚年更是“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为此，鲁迅毕其一生，都有如普罗米修斯那样，“煮自己的肉”，承受最为痛苦的精神煎熬，同时把针一样的红玫瑰刺，扎向所有的不合理的丑恶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