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的各自结局各不相同，中共早期党芹旁员的人生道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矢志不渝地捍卫信仰；第二种是对信仰产生怀疑，游移不定；第三种是背叛信仰，站在正义的对立面。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13人之后的人生道路完全不同：
一、矢志不渝地捍卫信仰（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邓恩铭、何叔衡）
1、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历史巨人。
2、何叔衡血洒疆场，壮烈牺牲；邓恩铭、陈潭秋惨遭杀害，英勇就义。
二、对信仰产生怀疑，游移不定（李汉俊、李达）
1、李汉俊
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
2、李达
1920年李达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1922年，李达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背叛信仰，站在正义的对立面（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弃信仰，叛变投敌；包惠僧、刘仁静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1、二号巨奸陈公博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猜兆热情急剧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困惑，后来竟产生出国留学的念头，以逃脱党的工作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5年4月，陈公博从美国回到广州，随即加入国民党，再度登上政治舞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公博与已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周佛海狼狈为奸。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
2、投机能手周佛海
中共一大闭幕后，周佛海准备同杨淑慧结婚。后因杨父反对，他带着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读。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
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
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张而“物以类聚”了。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卫，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
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由于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出面干预，才被减为无期徒刑，保住了脑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3、分裂元凶张国焘
在中共一大上，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后嫌兆橡来由于激烈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战略，并在党内组织小集团，受到中共中央的尖锐批评。
1931年4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该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在这里，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错整了不少好同志。在长征期间，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妄图用武力挟持党中央，分裂红军。
1938年4月4日即清明节前一天，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陕西祭扫黄帝陵。正值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也在拜祭。祭毕，他便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去了西安。
自此，张国焘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死心塌地地在国民党营垒里干了长达十年的特务勾当。
1948年冬，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张国焘已无利用的价值，被国民党当局踢出局，他只好携带家眷逃到台湾。
4、落伍之人包惠僧
中共一大后的头几年，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参与编辑《劳动周刊》，后来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
1924年，他奉党组织之命加入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洗了出来。此后，他辗转于湖北老家、江苏、上海等地避难。不久，他因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便脱离了共产党。
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周恩来与包惠僧作了长谈，并将他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不久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文革”中，包惠僧受到冲击。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而离开人世。
5、托派分子刘仁静
中共一大闭幕后，刘仁静回到北京。1926年，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学习期间，苏共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斗争的结果，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并被驱逐出境。得知这一消息后，刘仁静十分震惊，且与托氏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
1929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红旗》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他三日内说清问题。可刘仁静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最终自行脱党被除名。刘仁静一心要当托派的首领，自称“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在托派组织里搞得乌烟瘴气。
1948年，他跑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上海解放不久，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亲自找到他，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责其进行深刻反省。刘仁静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四、英年早逝（王尽美）
王尽美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扩展资料
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中共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共一大代表人生道路各异 胜利属于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不坠的旗帜——三位献身革命的中共一大代表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揭秘中共一大代表中的五位投敌叛变分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