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散文创作研究
整体评价 本世纪上半叶并未产生多少对柳宗元散文作通论研究、整体评价的文章和专著，仅有的几篇论及柳宗元散文的文章也是或着眼其山水游记、或专论其小说文学的。
五六十年代，学界开始出现了一些从整体上分析和评价柳宗元散文成就的文章，如黄云眉的《柳宗元文学的评价》、刘大杰的《柳宗元及其散文》、振甫的《柳宗元的散文》、唐艮等的《试论柳罩物宗元散文的思想性》等。这些文章大多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肯定了柳宗元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及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中黄云眉比较强调柳宗元散文作品中的战斗性，对现实的暴露，认为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柳宗元虽然起到了领导作用，但他的这种作用要比韩愈差一些。同样，刘大杰、周振甫也比较重视柳宗元散文内容上的的现实性，对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性则论述得不够。
另外，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对柳宗元的散文的成就和历史地位作出了肯定，如前者认为柳宗元"从创作实践上发展了古文运动"，后者也认为"柳宗元在散文的文学成就上"，"有高出韩愈的地方"。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虽然较侧重对柳宗元散文的各个题材分别进行研究，但仍有一些综论柳宗元散文艺术和成就的文章，和五六十年代的同类文章相比，这些论文更重视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境界。如胡守仁的《柳宗元散文述评》、孙昌武的《试论柳宗元的散文艺术》、马积高的《论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兼论唐代古文运动》、孙连琦的《柳文风格的演变及其原因初探》、吴莉莉的《柳文的悲剧美》、吴小林的《论柳宗元散文的幽美》、邓小军的《柳宗元散文的艺术境界》、张延中等的《试论柳宗元对文体的革新及其意义》等。
其中孙昌武文从"吾文宜叙事"、"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感激愤悱……形于文字"、"俳又非圣人之所弃"、"文益奇"、"意尽便止"等方面较详细的分析了柳宗元的散文艺术。马积高文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论述了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他认为，古文家的贡献主要是"把传统文体分类中所谓杂记和赠序与今人所谓杂文都推进到了一个高峰"，其中韩柳各有成就、擅长，而柳宗元的这方面的成就尤著。吴小林认为柳宗元散文总的艺术风格是沉郁凝敛，冷峻峭拔，具有一种幽美，而且指出柳文的这种风格，不仅和他长期被谪受贬的遭遇经历、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富有批判锋芒的作品内容有关，而且与具有凄幽、愤激、冷峻的色彩，浓郁的诗意，明显的讽喻性、象征性，屈曲峻峭的笔法诸艺术特色也是分不开的。邓小军文则指出，柳宗元散文最具原创性的艺术成就有二：第一，在传记散文方面，为普通百姓立传，从而突破了我国正史传记和非正史传记不为普通百姓立传的旧传统；第二，是在山水散文方面，创造天人合一的意境，从而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自然美与天人合一哲学相融合的山水散文意境的新局面。柳文两大艺术成就的根源，是柳宗元对人和自然的深刻体认，从而突破了自己早期性恶论和天人相分论的思想束缚，而转变到以信任人性和契合自然为特征的性善论敬凯、天人合一论的思想系统。柳宗元传记散文和山水散文的全幅艺术成就，与韩愈的抒情议论散文及传记散文，代表着中唐古文运动的最高艺术成就。
另外，吴小林还著有《柳宗元散文艺术》一书，该书分别从柳宗元散文主张、杂文、传记散文、寓言散文、山水游记、辞赋的艺术特点、柳文艺术风格、结构艺术、寓言艺术、柳韩散文比较等十个方面较为全面、细致地分析了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
山水游记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尤其是永州八记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
周澄的《读柳子厚山水诸记》是本世纪较早对柳物稿液宗元山水文学进行探讨的专论。该文首先高度评价了柳宗元山水散文的艺术成就，"以柳之流连景光，模写山水，曲致微妙，心与物化，亦韩所无有也！"他又将柳之山水游记分成三部分进行研究："曰永州诸记，曰柳州诸记，曰永柳以外诸记。永柳以外诸记，所以异于永柳诸记者，不以山水为主，述游观之乐，亭榭之胜也！而记永与记柳又有别，记柳用总，记永则有总有分，叙议特密；此又同而不同者也！"文章最后指出，柳宗元山水诸记可谓是兼采郦道元《水经注》和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二者之长："尽情于空濛萧瑟，放意于登临游观，若柳氏者，殆欲兼之乎！"
五六十年代研究柳宗元山水散文的学者较多，但黄云眉的研究最值得注意。他的《柳宗元文学的评价》虽然是柳宗元文学成就的通论，但他对柳宗元山水散文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他认为，柳宗元山水文学并不是"表示他对闲适生活的追求"，"反而是一种更痛苦的真实的反映"。"从本质上看，这不过是柳宗元选择了一种为他的政敌们侦察视线所不及的对象――山水，作为他集中的创作劳动的对象，来强制转移他的愤怒悲哀抑郁的情绪而已。而且这种情绪，也不可能完全隐蔽，除他的愚溪对外，也常常可以碰到把山水的遭遇当作自己的遭遇这一类的话。"这一段话首次把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与其个人的遭际、痛苦联系起来了。在此文的启发下，日本学者清水茂撰写了《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一文，对柳宗元山水游记与其个人遭际之间的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他认为，"柳宗元写山水记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在政敌们侦察视线所不及的对象中来强制转移他的愤怒、悲哀抑郁的情绪，并且是他自身的生活的反映，永州的山水不当地被世人所轻蔑，这正与柳宗元的境遇相同，因此，他反而特别为永州的山水作了记。"而且，"柳宗元写山水记的动机不仅在以发见被遗弃的山川之美来反映他自己的见弃，并且在他的山水记里面还曲折地提出了他对现世间的不满和批评。"他们两人的这些意见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常引用。
六十年代研究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章则主要有振甫的《谈柳宗元的山水记》、管希雄的《柳宗元山水记的艺术特色》等，它们主要是分析其艺术特色。
七十年代末以后，学界对柳宗元山水文学尤其是艺术成就的探讨更多，如鲍叔的《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写作技巧》、温至孝的《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周明的《柳宗元山水文学的艺术美》、李育仁的《柳宗元山水记的诗情美》、张翥、曹萌的《论柳宗元的山水文学》、蓝冰的《柳宗元山水散文的文体风度》等。其中周明文指出，柳宗元遭贬之后复杂的内心活动很少在景物描写之外通过议论、抒情单独抒写，大量的情况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汇在山水美的艺术境界之中。这些境界不是自然美，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心理创造出来的艺术美。基于寻求和创造寂静之美的审美心理，柳宗元喜欢奥境，描绘出一种"幽丽"之美；柳宗元还喜欢描写大观的旷境，这种高爽、空旷的美的意境，是柳宗元要求解脱压抑和苦闷的心境的写照。但柳宗元很少孤立地写大观之境，而是按照相反相成的艺术规律，把旷境与奥境结合起来写，使之形成强烈对比，以体现自己的美学趣味，表达自己的心境。李育仁文认为，柳宗元的山水记抒情有三大特色，即绘画美、抒情美和理趣美。绘画美使柳宗元的山水记在形与神、客体美和主体美感方面得到了和谐统一，从而构成气宕神远、富于诗情的画面；抒情美则展示其忧郁、寂寞和烦躁难安的心灵，从而寻得"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的乐趣，促使他的思辨能力和审美情趣向更自由、更辽阔、更精微、更独特的境界发展；而理趣美则让他的山水记，蕴含哲理的光华，由此又能探索到他那火热的"忧思而罔极"的心灵所创造的最高艺术境界。张翥、曹萌文认为柳宗元山水文学的成就除了和他的个人遭际有关，还和他一定的山水文学理论有密切的关系。而柳宗元的山水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一）写山水必写人，人与山水密不可分；（二）游山水应得其宏邃，为文亦然；（三）山水之文须为之以情；（四）山水之文要写人创造的山水之美。从山水文学发展的角度讲，柳宗元的贡献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第一，他的山水文学成功地将以往的对山水的平面描写推向了立体描写；第二，将过去的粗线条共性山水描写，推进到细线条的个性山水描写；第三，将以往的山水文学的客观欣赏推向了寓主观感受于客观描写之中。
近二十年来，柳宗元山水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人们对"永州八记"的分析和研究，如霍松林的《〈永州八记〉选讲》、杨慧文的《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何书置的《"永州八记"应改称"永州九记"》、鹿琳的《〈永州八记〉――柳宗元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完美融合》、杨铁星的《柳宗元〈永州八记〉的美感性》等。
传记、寓言和小说 本世纪学界对柳宗元的传记、寓言和小说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相关的成果主要有：胡寄尘的《柳宗元的小说文学》、牛庸懋的《读柳宗元的政治寓言》、董明的《柳宗元的寓言特点》、朱碧莲的《柳宗元的传记文》、尤力的《柳宗元寓言与先秦寓言的比较研究》、周陆军等的《论柳宗元传记的独特性》、朱国维的《柳宗元讽刺寓言成因探》、鹿琳的《柳宗元传记文学的特色》、金涛声的《略论柳宗元对传记文学的发展》等。
其中胡寄尘文指出，柳宗元小说是寓言，是直接从周秦诸子里来的，用意较好，但风格还不过是周秦诸子的风格。文章举了柳宗元的两篇小说作品，即《三戒》和《捕蛇者说》，认为《捕蛇者说》的大意可说是和《礼记·檀弓》中的"孔子过泰山"一段完全相同，但柳宗元描写得更为详细，所以更能使读者感动，所以它的格局也完全成为一篇短篇小说了。董明文指出柳宗元寓言的特点有三：独立成篇，容量较大；细腻生动，文学性强；形式自由，体裁多样。周陆军文认为，柳宗元传记大多取材于社会下层，其内容及表现的目的，是自我的反映。鹿琳文则指出，柳宗元以非凡的胆识、敏锐的眼光、深邃的笔触，从小人物身上挖掘了普通人所具有的高尚品质、善良的天性、美好的心灵、聪明的才智。以一个面貌全新的小人物群，为传记文学的画廊增添了光辉。他还以传记文学作为解剖社会的匕首，对他的政治主张进行特殊解释，这在中国古典传记中是绝无仅有的。金涛声文则指出，柳宗元根据"文以明道"的原则，继承了传统史传文学借传言志的一面，其杂传把社会现实中的一群城乡劳动者作为传主，借以针砭时弊，寄寓吏治改革的理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思想性，某些作品已经突破了传记文学的一般框架，兼具寓言和政论的某些特点。但有的文章议论过多，以致喧宾夺主，相对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形象性。他的碑传文亦有一些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的佳作，为中唐碑传文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政论文、杂文和辞赋 本世纪还有一些学者对柳宗元的政论文、杂文和辞赋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彦季的《柳宗元的议论文――读柳宗元文札记》、姚奠中的《辞赋中的奇葩――柳宗元卓越的文学成就之一》、高海夫的《柳宗元辞赋的思想评价》、王运用的《柳宗元讽刺小赋的艺术特色》、张啸虎的《柳宗元的政论文学作品》刘洪仁的《论柳宗元辞赋对屈赋的继承和发展》等。
四、诗歌创作研究
和柳文研究比起来，柳宗元诗歌的研究则要冷清得多，这和柳宗元诗歌在诗史上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八十年代以前 本世纪上半叶未见有人对柳宗元诗歌进行专门探讨，相关的研究多体现在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以及柳学研究著作中。
马茂元是较早对柳宗元的诗歌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学者，他在1959年发表了《柳宗元的诗――读书札记之二》一文，他在文中指出，
两年以后，陈友琴发表了《关于柳宗元的诗及其评价问题》。作者指出，柳宗元的诗是用血和泪凝结而成，非一般的随便吟风弄月或无端寻愁觅恨的诗可比。文章针对自古以来很多人批评柳诗"多怨"、"特为酸楚"的特点指出，"进步的知识分子，有志革新政治，反对大官僚地主集团和宦官恶势力，不幸惨遭失败，被驱逐到荒远地方去，因此而悲愤哀吟"，"是应该予以同情的"。
八十年代以后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对柳诗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角度较之以前也更为多样。
这一时期，从整体上对柳诗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文章主要有邓潭州的《略论柳宗元的诗》、龙震球的《论柳宗元诗歌的艺术风格》、李育仁的《论柳宗元诗歌的审美情趣》、梁超然的《柳诗风格论略》、朱邦国的《论柳宗元的作品与创作心态的关系》等。其中邓文指出，柳诗里有不少宣扬所谓"禅理"的诗，流露出感伤的颓废情调，只有对这些方面引起足够的注意，方能对柳诗给予全面的评价。李文认为，柳诗具有冲淡、幽独、流动的三大审美情趣特征。其"冲淡"是以"形象直觉"、"玄览"、"游心"为主要审美方式，从心理上拉开与现实社会不即不离的距离作为前提；其"幽独"，运用"直抒"外化心灵的方式和移情、寄情的方式以展示审美情趣所蕴藏的幽独内涵和鲜明的形象；其"流动"，则跨越时距，"观古今于须臾"，"挫万物于笔端"，充分发挥联想的审美功能，使自己和欣赏者通过有限的篇幅，反映出、领略到广阔、深厚，独特的意蕴和回旋跌宕的美。梁文则针对当前柳诗研究中运用比较方法分析的一些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柳宗元的悲剧性格气质，悲剧性遭遇，激愤忧伤的情绪，构成了他悲剧性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他与屈原同调，接受陶、谢清峻的语言，把握《庄子》的奇想气势，形成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人们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天地。在柳诗悲剧氛围的美感之中，人们可以领略到诗人悲苦的心情。这是柳宗元对我国诗歌发展史的独特贡献。
八十年代以后，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研究柳宗元的山水诗的，如黄乃康的《试论柳宗元的山水诗》、景凯旋的《柳宗元的山水诗与其儒佛思想》、蔡国相的《柳宗元景物诗的移情特色》、贺秀明的《浅论柳宗元山水诗意境的独特性》、王启兴的《超尘脱俗，徜徉山水――佛教对柳宗元及其山水游记和景物诗的影响》、张峻亭的《论柳宗元山水景物诗中的情》、林继中的《柳宗元山水诗风格特征之形成》等。其中，景文认为，柳宗元山水诗所体现的艺术风格，与他的儒佛思想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他对社会和自然的矛盾态度上。在他的诗中，"出世"与"入世"并存，其意识难以在观照自然时保持审美的距离，所以处处都有一个"我"的存在。这种"徘徊两端，阴郁畏疑"，正是柳宗元山水诗的独特风格。柳诗的这一风格，"还代表了中唐山水诗境与魏晋、初盛唐山水诗境的区别"。贺秀明文指出，"幽深荒冷的景物与忧伤悲愤的感情基调融合的种种方式"，是构成柳宗元山水诗意境的重要方面。王启兴文指出，柳宗元在贬谪永州司马后，极为苦闷，在原来信佛的基础上，更笃信天台与禅宗。佛教的出世思想对柳宗元的人生态度、生活情趣，审美趣味、山水游记与景物诗的创作都有巨大影响。由于佛教思想的影响，柳宗元张扬了创作主体意识，摆脱了儒家功利主义的审美观，对永州山水进行超功利的审美观照，在作品中创造了空寂、幽旷、宁静的艺术意境。
还有一些文章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柳诗与同时代其他诗人创作的异同，如苏渊雷的《论韩柳、刘柳诗文风格的异同及柳的独创性》、赵昌平的《韦柳异同与元和诗变》、马自力的《论韦柳诗风》、《韦柳诗歌与中唐诗变》、房日晰、卢鼎的《韦应物柳宗元五言古诗之比较》等。苏渊雷文比较了韩柳。刘柳诗风的异同："大抵刘诗通俗处近元白，精深不及子厚而婉丽过之"，"刘、柳诗高于退之处，正以他们浸淫骚雅，厚于性情，深入民间。诗外别有事在，触目感怀，故能言之若是清拔郁结、异彼退之之故为高调，转成险急也。盖小诗精深，短章蕴籍，子厚较之韩刘，为尤突出。"赵昌平文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对韦、柳诗的不同特点及其历史地位作一些新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企图通过这一研究，对诗歌流派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索。文章认为，韦应物的成就与功绩在于在大历诗风普遍因片面追求"理致清新"（ 《中兴间气集》序）而渐趋浮薄之际，能度越流辈，直接陶潜与王、孟之阃域，并以其独特的个性，出众的才能使清远诗派的传统格局，发出又一次绚丽的光彩。而韦应物的创作手法未能超出王、孟家数，特别是其高标独秀却缺少众芳环拱的现实，又说明了清远诗派发展至此，再走盛唐人的传统路子就势必前途越益暗淡。清远诗派的变革已成必然之势。正在此时，从盛唐杜甫起，中经皎然《诗式》进一步阐发，然而未为时世所重的，对谢灵运诗锻炼以求精粹，苦思以求自然的特点的卓越认识，至元和时由于韩、孟等人的弘扬而蔚为风气。于是，柳宗元就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保存清远诗派从陶谢以来真于情性，中丰外淡的特点的前提下，由谢诗之上述过去未被重视的一面开拓，从而创造了清远诗派的新格局。如果说韦应物是清远诗派传统格局的卓越后劲，那末柳宗元则是这一流派新风貌的先行。韦柳并称，今天应当从他们同是中唐时期此派诗人最高成就的代表着眼。韦柳有别，则应当是指出他们同中有异的创作特色，在诗歌史上占有各自不同的重要地位。至于历史上由唐宋诗分判而产生的倾向不同的韦、柳左右论，可以帮助我们对韦柳之异同加深认识，然而我们正不必步前人之后尘，再来对韦、柳强分左右高下。马自力前文指出，韦柳诗风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他们的创作倾向代表中唐诗变前期的诗歌发展趋势，在诗风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总体特征是"高雅清远"；马自力后文又将韦柳与大历十才子进行比较，认为天宝诗风所包含的三个创作趋势，到大历十才子那里一度中断了，而在韦柳手中却得到了延续。房日晰等文则指出，韦柳的诗表现出很强的冲淡美，其诗风接近陶、谢，但由于生活经历与审美情趣不同，诗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韦诗清旷，柳诗幽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