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之父:容闳
被后人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早年留学海外，成为最早系统接受西方新式教育并获得正式学位的东方人。归国后访查太平天国，上书建言七策；投身洋务运动，购买“制器之器”；参与变法维新，当选中国国会会长；促进共和革命，策划“红龙中国”计划，成为唯一全程参与中国近代史各主流事件的爱国者。其中，时间最长、活动最多，贡献最大的当属洋务运动时期。对于容闳在启开中国近代化步伐的洋务运动期间的建树和作为，余明侠教授曾撰文总结如下：
容闳在洋务运动期间的主要建树
（余明侠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徐州，221009）
提要 容闳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留学生。他对中国社会近代化事业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洋务运动的广泛参与。其主要成就有：一、购买新式机器；二、向清廷提出旨在改革时政、富国强民的“四项条陈”；三、筹划并实施幼童赴美留学事业，以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
关键词 容闳 洋务运动 曾国藩 “四项条陈” 幼童赴美留学
容闳（1828—1912年）于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受过系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1855年，他满怀振兴中华的报国壮志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先后考察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参与了曾国藩的洋务事业、投入了戊戌变法活动，最终则转向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故其一生的主要岁月，基本上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相始终的。
容闳因久居外国，不谙汉文。其主要著作《西学东渐记》（MylifeinChinaandAmerica）［①］即系用英文写的自传。从1863年起，容闳即参加了同（治）光（绪）年间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前后达三十余年之久。他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皆有交往，而以与曾氏有相知之雅，故其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主要建树，也系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进行的。
一、学成归国 访问南京
容闳早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时，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进步，就昕夕筹思将来如何能对贫穷落后的祖国的重新振兴贡献一己之力。他说：“当予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②］为了改变“中国之腐败”状况，容闳的设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③］。易言之，就是要通过兴办教育的途径，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介绍到中国来，从而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改革各种弊政，汰除陈旧观念，使古老的中国能够跻入世界近代化先进国家之列。
容闳的这种思想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教育救国论之先声，迹其一生，他始终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了坚持不渝的奋斗。后来影响不断扩大，不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先进人士陆续提出了各种类似的主张，于是就形成了具有相当号召力的教育救国论的思潮。可是，在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容闳的这一主张还是曲高和寡难获知音的。
1855年后，容闳回到祖国，所见所闻的种种黑暗现实，使他感到无限苦闷、彷徨和焦虑不安。他一度想通过经商致富的途径，“藉雄厚之财力”，以实现救国理想。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而自己既然“志在维新，自宜大处落墨，若仅仅贸迁有无，事业终等于捞月”［④］，遂又决计弃商从政。
这时，震动中外席卷中国大地的太平天国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容闳对此深表同情，他认为由于清朝政府的残暴黑暗统治，“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不免于革命”［⑤］。为此，容闳于1860年11月从上海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决定自己今后的政治去向问题。此时执掌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gān＠①与容闳在香港时即已相识，因而对故人的远道来访深表欢迎。容闳遂向干王提出了改革天国朝政的七项建议［⑥］：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五、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上述七项建议有如下特点，需要加以说明：
首先，建议的内容涉及军事、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虽是针对天国的现实状况而发，但其政治理想基本上均包罗于内。诚然，其中第六项所云要在各级学校中，将“《圣经》列为主课”带有强化宗教的色彩，但其动机可能是为了迎合洪秀全的以教主自居的政教合一思想，以有利于改革方案的实行。
其次，在七项建议中，有四项涉及教育，至于其他三项没有涉及教育的建议，若“良好军队”的军官、“善良政府”的官员、“各级行政顾问”的来源，亦无一不依靠学校来培养、造就。由此可见，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乃是七项建议的主旋律和基本宗旨。
再次，容闳的七项提纲挈领式的改革建议，如果与洪仁gān＠①于1859年所提出的《资政新篇》相比较的话，显然要简略得多。限于篇幅不能多赘，可参见拙文《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看农民战争的变化》［⑦］。可是就两者的基本精神而言，都堪称是为了使中国迅速进入近代化的殿堂所设计的最佳蓝图。遗憾的是，这两个蓝图在太平天国都是不了了之。相反，在清朝方面的洋务运动兴起后，其中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一些内容，却被陆续付诸实践。
洪仁gān＠①对容闳的七项建议，因为彼此的改革思想深相契合而表示赞赏。当即希望容闳能够留在天京（南京）任职，作为自己的臂助，并立即送上一颗镌有“义”字爵位的官印和写在一幅黄缎之上的委任状。根据天朝官制：“义”为四等爵位，地位算是比较高的。这对于毫无寸功又与天国素无渊源的容闳来说，自然是莫大的殊荣了。可是他再三考虑之后，却婉言谢绝了干王的厚爱。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其一、容闳认为洪仁gān＠①虽然久居香港，了解近世欧美各国情况，且有一定识见，“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⑧］，但其为人却是“善善而不能用”，即口头赞成而不能实行。
其二、容闳此时已了解洪仁gān＠①并无多大实权，名义上虽然位列朝班之首总摄百揆，然而在实际上凡事皆须通过拥有军权的“诸王”讨论，“经多数赞成”，再经天王批准“乃可实行也”。在此之前一年，洪仁gān＠①的《资政新篇》业经天王同意刊行，尚且无法在天国统治区内予以实行，而容闳如果再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岂非缘木求鱼更加“无能为役”了吗？［⑨］
其三、天国后期的军事形势日趋严峻，上游军事重镇安庆自1860年之后即被湘军紧紧围困，情况至为危急。如果安庆一旦失守，天京即失去屏障，此时安庆保卫战的不利战讯正不断传来，容闳到了天京，对这些情况又岂能毫无所知？他对天国的前途缺乏信心，自然不愿将个人的政治理想乃至身家性命孤注一掷，轻易冒险。
其四、容闳虽对太平天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可是实际考察之后，不断获知的许多新情况：使之更不愿将自己报效祖国的宏愿寄托在这样的政权之上。“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他得出了“太平军之行为，殆无造福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⑩］的结论。
就是这样，容闳遂带着怅惘的心情离开了南京，去重新寻找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道路。
二、洋务运动兴起后参加曾国藩的幕府
1861年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兴起了一场以学习西方的军事、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等为内容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前期侧重于军事方面的“求强”，后期则转向经济方面的“求富”。曾国藩于1861年8月攻下安庆不久，即创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仿制洋枪洋炮，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然而，他在开始时把“师夷长技”看得过于简单，认为只要先购买西洋的坚船利炮，然后再“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①①］，即不难立获成功。于是在他的幕府就征聘了一批中国当时第一流的“覃思之士”，如华蔚芳、徐寿、李善兰等人在其左右潜心仿制。可是试制出来的枪炮却很不理想，因而曾国藩在《日记》中先后写道：“阅新制之劈山炮，不甚合式”［①②］；在安庆东城外“演炸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①③］。显然，炮弹没有落地即“开花”（爆炸），就谈不上有什么杀伤力。之后，曾国藩又命人仿造了一艘命名为“黄鹄”号的小轮船，但“行驶迟钝，不甚得法”［①④］。由是，他逐渐懂得完全依靠自学成材的、土生土长的科学家采用手工操作，单纯地徒事模仿是不能造出大量精良武器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引进西方最新机器和先进技术，方克成事。
正值曾国藩筹思无计之时，其手下几位幕宾推荐了容闳，盛赞他留学美国，“抱负非凡，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国致富强”［①⑤］。曾国藩十分重视，命人三次驰函敦请，这种殷切待士的态度，有点类似三国时代的“三顾茅庐”，使容闳深怀知遇之感。1863年8月，他来到安庆向曾建议先设立一“机器厂”作为“母厂”，然后设若干“子厂”，“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①⑥］。再将这些不同的机械所生产出来的各种部件加以组装，即可成为枪、炮以及军舰之类的新式武器。曾国藩听后不禁顿开茅塞，遂于《日记》中记道：“李壬叔（即李善兰）、容纯甫（即容闳）坐颇久。容名光照，一名宏（同“闳”）。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在花旗国（即美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①⑦］。
1863年11月下旬，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正式授予容闳前往西洋购买机器的全权，并委以五品军功的官职。像这样的信任无间、不次拔擢，充分说明了曾国藩的知人善任和向西方学习的迫切心情。于是，容闳也就正式踏入仕途，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在洋务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作出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