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重建阶段(1977-1986年)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银行体系迅速扩张。1985年人民银行出台了专业银行业务可以适当交叉和“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可以选择银行”的政策措施，鼓励四家专业银行之间开展适度竞争，从而打破了银行资金“统收统支”的“供给制”，四家专业银行还开始将其触角伸向农村，为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提供贷款。
扩大发展阶段(1987-1996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动力。1986年12月，邓小平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要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银行为主体、各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国银行业在改革中不断扩大发展。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提出国家专业银行要进行企业化改革，实行商业化经营，但由于这些专业银行既从事政策性信贷业务，又从事商业性信贷业务，既难以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又不利于进行金融宏观调控。
深化改改阶段(1997-2002年)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发展，到1996年底，我国已形成了一个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骨干的庞大的商业银行体系，在支持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陈旧观念和历史包袱一时难以化解，再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的制度缺陷，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
1997年年中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业敲响了警钟，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问题受到关注。当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问题在于：
一是信贷资金的融通仍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
二是政府对银行运营的干涉较多。
三是银行管理层从其利益最大化出发，具有规模偏好和费用偏好。
四是银行的内部管理薄弱，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
尽管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商业银行的改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但是在2002年以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主要是在转变经营机制、健全管理制度、变更业务范围、调整营业网点等较浅的层次上，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也比较薄弱。
改革攻坚阶段(2003年至今)
经过十15年长期艰苦的谈判，我国于2002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承诺加入后5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逐步取消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设立分支机构和许可证发放进行限制的非审批性措施。允许设立的非外资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汽车消费信贷业务，享受中资同类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外资银行可向中国居民个人提供汽车信贷业务。
在金融业开放及外资进入的威胁下，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
(1)竞争能力较差。
(2)不良资产率高。
(3)资本充足率低。
为了应对上述严峻的挑战，我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推进商业银行的改革。从2003年开始，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不断向深层次发展，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制度(包括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向建立现代金融企业的方向迈进。
根据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于2003年4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行使原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银行监督管理职权。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要“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健全金融调控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制”。2003年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商业银行法)的决定》，明确规定了银监会的职能，使其对银行业的监督有法可依，同时也对中国人民银行职能重新进行了定位，强化了其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