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于祖国的短信
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问世了，可是，有谁知道，研究和创作这部论著所遇到的困难，超过了他以往所进行的任何一个科研课题。他进行研究的条件之差这且不说，还有使他更难以忍受的是来自美国当局的干扰。他的研究工作常常因为要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的所谓谈话而被打断。与此同时，美国移民局还强迫他每个月必须向他们作一次汇报。这对于钱学森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屈辱。每当这个时间到来的前后，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研究工作也难以进行下去。
幸有爱妻蒋英与他共同承受着一切来自美国当局的压力；美国许多有正义感的科学家朋友，也并不因为钱学森是美国当局的“罪人”而躲避他。他们对处于困境中的钱学森经常给以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在写作书稿时，钱学森经常从与马勃博士的交谈中受益，他们的谈话虽然不属于那种学术性的探讨，但是，往往触类旁通，使他的思路豁然开朗。还应该提到的，就是塞尔登杰克梯和温克尔两位朋友，由于他们的热情帮助，使钱学森大大减轻了书稿写作时繁重的准备工作。
当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出版后，许多朋友赶来祝贺。他们之中自然少不了马勃博士、德普利马博士、塞尔登杰克梯和温克尔先生。钱学森和蒋英在自己家中举行晚会，热情地招待这些在他们处于困境中伸出友谊之手的朋友们，也祝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问世。
在晚会上，朋友们频频举杯向钱学森祝贺，钱学森夫妇也举杯回敬朋友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蒋英或和朋友们一起唱歌，或用钢琴为朋友们伴奏。最精彩的节目，是钱学森和蒋英的竹笛、吉它二重奏。这两件一中一西、一吹一弹的乐器在一起演奏，在场的朋友们第一次见到，备感新鲜；当听到他们演奏的那和谐悦耳的中国乐曲时，总是交口称赞，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蒋英的独唱是晚会的高潮，也是最后一个节目。当蒋英结束她的演唱时，朋友们热烈地鼓掌，在掌声中，钱学森拿着一束鲜花走来，恭恭敬敬地献给蒋英，并轻轻地吻了她。于是，大家的掌声更加热烈了，钱学森激动地用英语说道：
“密斯英，我冷酷岁月中的伴侣。她是天才、智慧和忠诚的完美体现。她与我一同承受不幸，共同分享朋友们给予的爱……”
这时，在座的美国朋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并伸出大姆指高声说：“密斯英，是上帝赐于钱博士的最为珍贵的礼物！”
是的，无论在晴朗美好的白天，还是在凄风苦雨的夜晚，他们共同欢笑，共同流泪。不管是苦辣酸甜，他们都同享共尝。因为他们彼此的心用“爱”连结在一起。有了爱，纵然是狂风暴雨袭来，也不会把他们分离，也不会把他们击倒。
大洋迢迢万里，难以阻隔海外赤子思念祖国、回归祖国之心。钱学森在攻克《工程控制论》之后，依然不见美国当局有放他回国的动静，心中更加焦虑不安。
1954年4月，有消息传来，美国国务院于4月间发布公告，宣布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这个消息使钱学森夫妇大为振奋。他们再次收拾行李，又把三个轻便箱子打好，一旦接到联邦调查局的放行通知，便可立即启程。可是，他们又白白地等待了很久。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依旧对钱学森的住所实行严密监视，他的行踪仍然受到盯梢。他到有关当局去查询，美国当局对他的禁令也无从改口。
他，只有等待。
1954年9月初的一天，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现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来到钱学森家里。他要回国了，在启程之前，特意赶来向老师辞行。
热情好客的钱学森夫妇留他一起吃晚饭。钱学森亲自动手，下厨房制作烤鸭，为郑哲敏饯行。对于郑哲敏能立即回国，钱学森羡慕不已。他多么盼望很快就有这样一天到来。郑哲敏只好安慰老师，他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了。
临别之前，钱学森特别叮嘱郑哲敏说：“你回国后，要极力宣传两件事情：一件是运筹学，希望你和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说一说。这个学科美国也刚刚开始研究。我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如何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计划性方面，运筹学起着重要作用。另一件是要讲力学对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像流体力学是马上能够应用的，诸如油管、水管的生产和管理问题等。总之，要向有关方面，特别是领导、管理部门宣传，引起关注。要使科学技术尽快为生产服务，早日转化为生产力。”
郑哲敏回国去了，他也带去了老师那急切为祖国服务的一片赤诚。
钱学森依然在等待。此时，他更加迫切需要了解新中国在恢复和建设中的情况，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跟上祖国飞跃发展的新形势。于是，他经常阅读香港出版的《大公报》、《文汇报》以及美国的《华侨日报》。他还认真地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认为应该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钱学森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他和蒋英都非常焦急，昼夜苦思冥想，不知怎样才能尽早地结束这种日子，尽快地回到祖国去。突然有一天，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骄阳似火，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伴着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尾随盯梢，迅速溜进一家咖啡馆。蒋英边喝咖啡，边逗孩子玩耍，钱学森面前虽然也摆放着一杯咖啡，但却无暇吸饮，而是以香烟盒作纸，忙着用中文写信。一介香烟盒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上面写道：
我提笔写这便条，万感千念，对祖国、对亲友相思之甚，寸阴若岁。耳闻祖国建设蒸蒸日上，敬之，喜之。阻碍归国．禁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乡，帮我结束客居海外生涯，还我报国之宿愿。切切！
短信写好后，他连忙装进一个写好的信封里，由蒋英机敏地投入咖啡馆门口的邮筒里。
这信是寄往比利时蒋英的妹妹家的，请她迅速转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
8、对荣誉的态度
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这个问题只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关于“院士”的荣誉称号问题。我想目前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都想争取一个荣誉称号：“院士”，或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个称号在1994年以前叫“学部委员”。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钱学森在1988年和1992年曾两次给时任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即院士）的称号。这里只引用1992年的信，全文如下。
本市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近得1992年第6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并经国务院同意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试行）》，看到其中第24条说学部委员可以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称号。您是知道的，我前几年即有此意。近日来，更因年老体弱，已不能参加集会作学术及其他活动，故已不能完成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任务。据《章程》规定及个人情况，特申请辞去我的学部委员称号。
以上请您批办。此致敬礼！
钱学森
1992．9．21
信发出以后，钱老告诉我，在一次学部大会执行主席会议上，周院长和严老（严济慈）一起做他的工作。周光召说：“钱老，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不是我任命的。我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严老说：“我们主席团讨论了，大家一致不同意您的请辞报告。”
第二件事是1991年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情况。1991年钱老满80岁，正好这一年中国科协要换届，从此，钱学森要退出一线科技工作。为了表彰他这一生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他荣誉称号。但整个酝酿过程钱学森一无所知，授奖仪式在10月16日举行。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在10月10日这一天才向他本人报告。对于这么高的荣誉，钱学森本人的态度十分冷静，决不因此而忘乎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