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的金箍棒哪里去了？

西方公民不合作理念的一个前提是社会中的公民基于对现有政治架构与民主体制的认同基础上的。罗尔斯认为“公民不服从的问题，仅仅产生于多少是正义的明珠国家，只是对那些承认并接受该宪法之合法性的公民”。而这一现实社会基础在我国是完全不存在的。现有体制并非是一个基于公民多数同意并予以授权的具有充足合法性的政权。公民对现体制法统有根本上的分歧与异议。所以，现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所谓公民不服从。而只有再往前追溯，先建立一个多数合法性并能承认并保护每一个少数人群的基本人权与合法权益。公民不服从产生于自由社会，因为专制社会不允许不服从的公开公共表达，因专制定义就是对一部分不服从公民的专政。在内部人为的予以政治性的打造“敌人“，所以在专制体制内，任何公开的非暴力的不合作必然导致专制体制的专政镇压，这又迫使不合作或反抗在很多时候不得不转向地下、非公开的隐晦的（隔壁神兽之属）甚至暴力的放抗，而这种暴力、不公开的反抗有必然招致体制的污名化，作为宣布其非法性并进而进行理所当然的镇压的依据。总而言之，专制体制的特征必然导致”不合作或反抗“的任何可能性。它给臣民指出的出路：一、甘为奴隶。二、与体制同化，参与共恶之中而共同收益，也就是也成为坏人，或者说像坏人一样行事，在公共领域对体制表示认同甚至歌颂之。如今的三十年较更早的三十年，多了一项沉默的权利。而更早的毛时代的三十年，知识分子与民众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也没有。要么歌颂，要么自取灭亡，肉体自我消灭或被消灭。但如今的沉默权利也仅限于体制外人士，在体制内人士（指有决策权能参与利益分赃而非一般体制底层）则必须表示忠诚，如同某些宗教门派江湖门派中，你必须首先皈依于体制，对上司表示顺从与效忠，你才可能被容于体制内。我们来考察专制政体的秘密，其基本原理便是“恐惧”与“服从”。利用暴力或者面包使恐惧深植于社会全体每个个体的内心深处，再收获以此内化的恐惧（自我恐惧）为因的服从。此种服从的行为方式包括：对恶之沉默、顺从、接纳、同化，最终成为恶之共犯。科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将一群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并留一出口，但出口通电。任何试图从出口逃脱者，必受电击之痛，久之则无猴愿以身试之。后新放入一只，新猴欲出笼亦受电击，再后，逐步将原来遭受过电击的猴子全部换出，但这些未遭电击的猴子也还是安耽于笼内。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并现实中已经成为不断给后来者传播恐惧的那只猴子。花果山被马魔王占领多年，众猴苦不堪言，因为他们丢失了他们的金箍棒。这根名叫恐惧的金箍棒变成一根针掉到他们内心里，时时扎痛着他们。现在他们需要的是把这根金箍棒从心底掏出来，让马魔王看着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