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有关生育、人口、就业等问题广受瞩目，特别是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偏低，社会各界多有担忧。去年9月，湖北宜昌还专门下发红头文件，呼吁和鼓励生育二孩。王培安此番表态，既回应了外界对中国人口数量的忧虑，也提出了中国将面临人口质量与结构双重压力这一严峻问题。
按卫计委说法，到2030年峰值时期，中国人口将有14.5亿左右，到2050年还有14亿左右的人口。因为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从现在及长远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仍将保持高位，并不缺人。而全面二孩政策释放出来的生育势能，也会在未来十多年持续呈现。
尽管此前东南沿海一带的劳动力供应一度出现短缺，但造成短缺的原因很复杂，并不仅仅是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还有中西部城镇化迅速发展产生的“截留”，及产业转型升级导致的人才更替。
在现有的人口增量面前，比起劳动力数量增减更值得警醒的，还在于人口的质量与结构。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说的，我国在从人口红利过渡到人才红利阶段。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人口红利难以为继了，以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激活为支点的“新人口红利”，或者说人才红利，则具有深挖空间。
尽管人数很多，目前也有不低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据披露，目前高学历年轻人口（25岁至34岁）的比例达到8%，预计到2030年，中国劳动力中具有大学学历者将达到2.2亿人，但总体而言，我国人力资源仍处于待垦荒的境地。实现大面上的“向人才要红利”，仍任重道远。
这还得从两方面着手：首先，现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在人群受教育、技能培养等方面仍处洼地，也大有挖潜空间。将来显然有必要通过教育与技能培养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把人口素质提升跟人的均衡发展结合起来，别让那些贫困地区失去人才输出能力，跟“人才红利”的风口擦肩而过。
当然，教育作为实现人才红利的主要渠道，仍得跟经济社会顺畅衔接。解决“毕业即失业”跟企业招不到合意人才的矛盾，还得提升教育培养模式与经济社会的契合度。
其次，就是外部制度机制的改变，以往有些官本位的科研、教育和技术开发体制，制约了创新人才的产生。在人口形势已发生变化的当下，既要让均衡化的公共服务等成为撬动人才红利的翘板，也要打破堰塞人才创造力的机制体制。
人口问题从来都不只是人口学层面的问题，还关系到社会经济活力、要素资源整合。因此，在直面“生育率变势”跟传统人口红利趋薄的问题时，也该针对现有的人口基数和“人才红利”的发掘空间，为个体福祉、经济增长找准“人口优势”新坐标。
“中国发展最大的潜力是‘人’，最大的动能同样也是‘人’。”惟有发现并激活了“人”，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才能更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