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中俄关系史研究因受到国际政治形势特别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影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又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敌视和封锁,因而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中苏两国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合作的结盟时期。关于中俄关系的历史,包括中苏两国历史上的一些旧账,中国政府所持的态度是:历史上虽然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了大片领土,但十月革命后,这些领土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所有,苏联是中国的亲密邻邦。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深信,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领土问题的争论。在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同苏联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即使发生争论,也可以用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解决。正因为不愿意首先提起历史上沙皇俄国曾经掠夺过大片中国领土等不愉快的往事,所以整个50年代中国史学界从未注意中俄关系史的研究,甚至在许多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对这一段历史也避而不谈或一带而过。整个50年代虽不能说是一片空白,研究成果也寥若晨星,仅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概括起来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是追溯中俄两国历史上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如余元庆的《中俄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三百年》、李蓼源的《中苏友谊源远流长》。第二类是专谈俄国1905年革命对中国的影响的,这在当时是最热门的课题,黎澍等还写过这方面的专著。第三类是谈沙俄同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权益涉及中俄关系的,如金冲及的《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林星的《甲午战后到辛亥革命期间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的铁路争夺》、高鸿志的《一八九五--一九 五年美国对东北的侵略及其同帝俄的斗争》。第四类文章披露了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疆界发生变化的真相,尽管这类文章数量不多,也并非深层次的探讨与剖析,但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先是被指摘为反苏,后又被卷入"反右斗争"的浪潮受到批判。所以自1958年之后,一直到60年代中期,报刊上几乎再无专谈中俄关系史的文章出现,真正成为空白。 然而就在中苏结盟的50年代初期,苏联学术界并没有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谴责和批判沙皇俄国的侵华政策,而是歪曲中俄关系的历史,美化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行径。从苏联学者茹科夫、鲁布佐夫、涅奇金娜、纳罗奇尼茨基、特列涅夫、阿尔谢尼耶夫、维纽科夫、斯卡隆等人的著作中我们看到:1689年中俄两国通过对等谈判而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沙俄被清政府逼签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侵占了沙俄的领土;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割地条约是收复失地的平等条约;甚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俄对中国赤裸裸的侵略也被说成是"友谊"等等。 苏联学术界的上述观点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维埃俄国即多次发表对华宣言,承认中俄关系的历史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宣布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此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早期的苏联学术界从这一原则立场出发,强烈谴责沙皇俄国的侵华政策,批判沙俄学者对中俄关系史的歪曲,承认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是平等的,而1858年签订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是不平等的。这一时期苏联学者波克罗夫斯基、巴赫鲁申、罗曼诺夫等撰写的著作,以及具有权威性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和《苏联国内战争史》,都对沙俄使用武力对华进行领土侵占和经济掠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从3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斯大林于1934年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写了《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认为恩格斯的目的是要在欧洲舆论面前攻击俄国的对外政策,因而具有片面性。斯大林对恩格斯有关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的观点实际上持批判态度,这样一来就美化了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宣扬了民族沙文主义。此后苏联党和政府便直接领导苏联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波克罗夫斯基等人的观点受到批判。学术观点上的批判又和当时苏联国内的肃反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一大批早期的苏联史学工作者受到迫害。苏联史学界的观点又倒退到沙皇俄国时代,将数百年来沙俄的对外战争一概称之为解放战争,一些对外侵略扩张的将领也被奉为"伟大先辈"。由此可见,前述50年代苏联学术界美化沙俄侵华政策,歪曲中俄关系的历史,实则源于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主张的大俄国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斯大林去世后,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斯大林的《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也随之受到苏联史学界的批判,此后直至1961年之前所出版的一些史学著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美化沙俄对华政策的错误。 然而,这一状况未能持续多久。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3年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信件中,完全否认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逼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一系列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在苏联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成为最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苏联史学界公然篡改历史,完全成为对华政策的宣传机器。 1964年,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举行边界问题磋商,由于两国边界条约大都是在19世纪末以前签订的,所以两国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工作者均派上了用场。尽管中国政府主张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俄边界条约是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并不要求收回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被割占的领土,而是希望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但是,苏联政府于1969年6月发表的声明中,不仅不承认中俄边界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还抛出了中国北部国界应是柳条边、长城,西部边界不超过甘肃省等等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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