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中国近百年为什么没有文学杰作？
文/木心
居伊·德·莫泊桑，生于法国西北诺曼底省迪耶普，没落贵族家庭，舅舅是诗人、小说家，母亲颇有文学修养。十三岁到鲁昂上中学，老师是布耶(Louis Bouilhet)。1870年，二十岁的莫泊桑到巴黎读法律，值普法战争，被征人伍。两年后供职于海军部和教育部，系小职员。
他在中学时已作多种体裁的文学习作，后来更勤漏尺大奋。福楼 拜是干舅舅，是他亲舅舅和母亲的朋友，所以把莫泊桑当外甥， 上来就很严厉。福楼拜读了莫泊桑的习作，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才气，你这些东西表示有某种聪明，但年青人，记住布耶的话，‘天才，就是坚持不懈的意思’，用心用力去写吧。”
福楼拜首先要莫泊桑敏锐透彻地观察事物，“一目了然， 这是才情卓越的特权”。福楼拜的“一字说”，当然更有名：
“你所要表达的，只有一个词是最恰当的，一个动词或一个形容词，因此你返竖得寻找，务必找到它，决不要来个差不多，别用戏法来蒙混，逃避困难只会更困难，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词。”
这话是福楼拜对莫泊桑讲的，结果全世界的文学家都记在心里。
我也记在心里：以我的经验，“唯一恰当的词”，有两重心意：一，要最准确的。二，要最美妙的。准确而不美妙，不取， 美妙而不准确，亦不取。浪漫主义者往往只顾美妙而忽视准确，现实主义者往往只顾准确而忽视美妙，所以我不是浪漫主义， 也不是现实主义。
经验：越是辛苦不倦找唯一的词，就越熟练。左顾右盼——来了，甚至这个词会自动跳出来，争先恐后，跳满一桌子，一个比一个准确，一个比一个美妙。写作的幸福，也许就在这静静的狂欢，连连的丰收。
怎样达到此种程度、境界呢？没有捷径，只能长期的磨练，多写，多改。很多人一上来写不好，自认没有天才，就不写了，这是太聪明，太谦逊，太识相了。
天才是什么呢？至少每天得写，写上十年，才能知道你是不是文学的天才。写个九年半，还不能判断呢。司汤达没写《红与黑》时，如果问我：“MX先生，你看我有没有文学天才？”我就说：“谁知道，还得好好努力吧。”
……
凡是得到世界声誉的作品，都是写“人性”，而不是服从“党性”。
所谓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总把莫泊桑、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划为“自然主义”，就是批判和暴露现实的，又对贵族资产者有所留连，唱挽歌。这种论调貌似公正，使中国两三代读者对法国十九世纪几位大小说家有了定见。
什么“有进步的意义，也有反动的作用”，什么“有艺术成就，也有时代性局限”，什么“既要借鉴，也要批判”。好吧，既有如此高明的教训，他们写出些什么呢？
自从列宁提出“党性高于一切”，艺术要表现党性，党性指导艺术，而高尔基宣称文学即是人学，与列宁唱对台戏。也许列宁没有这个意思，没料到党性会发展到目前这样的程度。
仅就文学而论，何以苏联也有新的、好的文学作品？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不是写出来吗——这不是问题，倒是我上述论点的解答：凡是得到世界声誉的苏联作品，都是写“人性”，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他是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 (Alexander Blok)的好朋友，他就是不服从“党性'。
中国近百年没有文学杰作。所谓继承本国传统，吸收外国经验，都是空话。什么“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还是不知“人性”为何物，只会向怪癖的人性角落钻，饥饿呀，性压抑呀，好像“人性”就只是一只胃，一部生殖器。
回头再看法国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不是什么“自然主义”，什么“批判现实主义”，是一秉西方人文的总的传统，写“人”，写“人性”。追根溯源，就是希腊神殿的铭文：“认识你自己。”
动物不要求认识自己。动物对镜子毫无兴趣。孔雀、骏马、猛虎，对着镜子，视若无睹。人为什么要认识自己呢？一，改善完美自己；二，靠自己映见宇宙；三，知困灶道自己在世界上是孤独的，要找伴侣，找不到，唯一可靠的，还是自己。
艺术的功能，远远大于镜子。艺术映见灵魂，无数的灵魂。
亚当出乐园，上帝说：“可怜的孩子，你到地上去，有高山大海，怕不怕？”亚当说：“不怕。”
上帝说：“有毒蛇猛兽。”亚当说：“不怕。”
上帝说：“那就去吧。”亚当说：“我怕。”
上帝奇怪道：“你怕什么呢？”
亚当说：“我怕寂寞。”
上帝低头想了想，把艺术给了亚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