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规模目标转向价值目标
许多传统产业正在进行“去产能、去库存”的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一些企业需要改变长期形成的追求规模的惯性，将成长目标定位于价值。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考虑规模目标，而是在多个目标排序时，将价值目标放在首位。这里的“价值”，首先是指企业为顾客创造的价值；其次是指企业自身在资本市场上的价值。两种含义的“价值”在逻辑上存在这样的联系：通过为顾客创造价值，获取较高附加值以及长期收益率，从而支撑和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而顾客价值以及附加值的背后，则是企业需不断开发、寻找和积累的价值源泉：要么是技术资源，要么是文化历史资源，要么是提升营运效率的管理知识……企业追求价值目标，必然导致从传统的粗放型、外延型、资源型成长方式转向内涵型成长方式。
2、从策略性优势转向体系性优势、结构性优势
许多基于国内巨大市场成长起来的企业，其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策略尤其是市场营销策略，比如设计富有吸引力的产品（服务）概念、采取贴近顾客的销售模式、密集猛烈的广告投放，等等。策略性优势并不具备稳定、坚实的基础，当市场需求不再放大（甚至萎缩）或者竞争者纷纷模仿跟进时，很可能快速消解。因此，需将策略性优势转化成体系性优势——具有技术、人力资源以及资金等要素支撑的优势，价值链上研产销各项专业职能相对领先的优势，基于管理体系和管理平台的优势。体系性优势的形成，意味着企业成长从营销驱动演变为营销、技术双驱动，意味着从依赖机会成长转向依托能力成长，也意味着经营和管理的平衡。在体系性优势的基础上，中国的优秀企业应追求企业优势的更高境界——结构性优势，即由各个战略要素和战略环节组合而成的、他者不易模仿的、能够获取超额利润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来源于独特的商业模式，来源于价值链（价值网）的组合、联接及运行方式，来源于企业在产业链上以及产业生态中的地位（话语权）和角色（组织者）。当企业具备了结构性优势，就筑起既高且厚的竞争壁垒，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竞争。
3、从被动生存转向主动适应
企业作为一个与环境互动的生命体，始终处于“刺激——回应”的状态，根据环境的挑战不断做出抉择。我国不少企业当下之所以面临成长瓶颈甚至陷入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漠视趋势、忽视变化，不能前瞻性地在战略层面预先做出准备。当市场、产业严冬已经降临的时候才开始寻找、准备寒衣，被动地挣扎在生存线上。因此，对它们而言，转型的方向之一是成为主动应对挑战、适应环境的能动组织。首先，应提高企业生命体的敏慧程度；核心团队在学习、反思中不断打破“智障”，把握乃至引领未来的潮流。其次，应具有开放性和弹性。只有与外部主动、积极交流、互动，才有可能消除组织内部失去功能的“积碳”，获得新的能量补充。企业应超越组织边界整合、利用资源，迅速构建适应多种环境挑战和竞争要求的动态能力体系。同时，以灵活、网络化、平台化的组织形态、架构以及自组织机制应对外部的不确定。再者，企业应具有“进化”属性，即根据环境变化和生存需要，不断发育、生成某些功能，不断强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生存方式（这里包括战略方向、商业模式、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多个方面）从低级向高级演进。
4、从“个人型”企业转向“共同体”企业
中国的民营企业，虽经几十年发展，但大多数仍然是“个人型”的企业：企业创始人一人（或一家）股份独大——若是上市企业，虽未必绝对控股，但大股东地位以及控制权非常牢固；企业决策权限集中；员工很少分享利润。概要起来就是缺少两个“分”字：一是分权、二是分享。在更为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未来的企业成长更加依赖于全体员工的内驱力，更加依赖于内部的协同性，更加依赖于知识、知识型员工以及人力资本；因此，采取更加开放的权利结构，容纳更多的利益诉求，整合更多的利益愿望，激发组织中细胞的活力，形成“利出一孔，力出一孔”的组织机制以及同舟共济、相助共生的组织氛围——总之，成为个人与组织休戚相关、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就变得殊为重要了。所谓“共同体”，首先是股权相对分散、员工持股范围较大的利益共同体；其次是权责边界清晰、分权授责并且协同运作的事业共同体；而最高层次，则是战略意图一致、使命追求一致、奋斗精神一致的使命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