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男女平等，要求平等的工作权力、经济权力和法律权力，代表人物即大名鼎鼎的西蒙·德·波伏娃。第二阶段强调男女差别和不同，代表人物为英国的托丽·莫依、法国的埃莱娜·西苏、露丝·依丽格瑞和美国的艾德里安娜·里奇等。她们认为，以男女平等作为妇女解放的目标其实是重复并且强化一种既定的语言，并没有创造新的语言。在实践上忽略了男女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同，使妇女从属于一个以男性为定义、为主导、为中心的结构。这让人不禁想到中国，尽管中国自身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运动，也没有相应的女权主义理论，但是并不排除建国以来的妇女发展在实践层面上与西方形成某种类似和同构。
建国后我国广大妇女是在毛泽东主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教导下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的，西方妇女要发动女权运动才争取得到的工作权力、经济权力和法律权力，在我国不用妇女们自己争取就被给予了，这是中国妇女的幸运。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一定能办到”的直接后果是铁姑娘们不顾生理上的差异，和小伙子一起去开山放炮抬石头，也不顾身体的虚弱，来着例假也跳进冰冷刺骨的水田里劳动，最终落下一身的妇女病。革命现代京剧《海港》中的方海珍只是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单一身份的角色定位使其成为样板戏中最为单薄苍白的人物形象。那时候的中国妇女的价值标准是男性，她们理想中的女性其实只是男性化的女性。
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反思促使了妇女性别意识的觉醒，人们意识到，以男性作为标准只是对女性的异化，女性应该找回自己，于是女人们纷纷踏上了找回女性自身特质的历程。然而，物极必反，矫枉过正，这一潮流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与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迅速发展成滚滚浪潮的商业文化合流共谋，又使女性走向了另一极端：强调女性的自然生理性别特征。这一倾向最突出的表征体现于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上。翻开报刊杂志，打开电视屏幕，更不用说因特网，如云美女们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化妆品、医药……广告从头发、眼睛、鼻子、嘴唇、指甲到皮肤、胸、臀……等等对女性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当然除了精神和心灵（都什么时代了，还说着两个词，真是老土）。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所批判过的“女性的奥秘”没想到会在几十年后的中国上演，虽然中国妇女不可能当“快乐的郊区家庭主妇”，而代之以“贤妻良母＋消费”（王政语）的模式，但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那就是突出女性的自然生理性别，走向一种生物决定论。
无论是泯灭男女两性的差异，还是突出女性的特征，其实都是对女性的歪曲和异化。前者在平等的口号下使女人向往成为像男人一样的女人，后者则使女人成为男人的欲望化对象——所谓秀色可餐，沦为一种消费时代最具诱惑力的商品。两者均使女性失落了主体意识。那么女性究竟如何发展呢？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强调平等和第二阶段的注重差异之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阶段。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策略就是不断地从边缘去解构位于中心的权力结构和以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对世界及历史的阐释和界定，男性／女性正属于解构对象。法国的朱丽亚·克里丝蒂娃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克里丝蒂娃认为不存在一个可以明确定义的“妇女”或“女性”：“女性主义的实践只能是否定的，同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是’和‘那个也不是’。”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这种消解一切的策略会不会连“妇女解放”这一女权运动的初衷也消解了呢？抑或“妇女解放”的口号与“男女平等”一样也有问题？二是这种西方式的模式是否可以套用于中国，于中国国情是否合适？已经有论者指出过西方女性主义在解构上卓有成效而建构上相对不足的倾向。那么，我们中国女性今天又何去何从呢？其实这个问题李小江在《关于女人的答问》一书中谈到“男女平等”问题时已作了回答：“今天的女人应该是与男人平等但仍然不同于男人的人。”这与很多人提到的男女共建、双性和谐的理想精神实质是相一致的。尽管要实现这一理想并不容易，“妇女解放”的天路历程中必定充满艰辛和坎坷，但这也不是一个遥远而美丽的不可企及的神话，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而在初始阶段尤其需要我们女性的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