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是我国历史上体现民族友好的重大事件，不仅促成了汉朝与匈奴间较长时期的和平相处，而且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千百年来，围绕昭君出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王昭君名嫱，西汉南郡秭归人，汉元帝时被选入宫。元帝竟宁元年（公
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昭君自请远嫁匈奴。入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阏氏。昭君出塞不仅终止了汉匈间的连年战争，而且为促进匈奴社会文化发展和汉匈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根据历史记载，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汉元帝竟宁元年即昭君出塞之年，其间整整100年间，汉王朝与匈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连年战火不仅给社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且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昭君作为和平使者出塞以后，汉朝与匈奴之间50年左右未爆发战争，边疆地区出现了“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昭君生长于长江三峡的香溪，长江文化孕育了她；深居于长安帝都的皇宫，黄河文化熏陶了她；生活于阴山大漠，草原文化成就了她。长江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的影响汇聚于一身，使昭君文化带有深刻的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王昭君一生的丰富经历使她有幸体会水乡文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锋与磨合、交流与相融，从而成为沟通中国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特殊载体和象征。
昭君出塞受到后人的钦佩和赞颂。2000多年前的汉代，与王昭君同时期的诗人焦延寿就写诗盛赞和亲之举：“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受福。”（见《四部备要・子部》易林卷十二第四页）。1961年，董必武同志赋诗盛赞昭君和亲之举：“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呼和浩特市物事业管理处编《青冢藏墨选》第1页）昭君出塞，以天下为一家；自愿和亲，使天下为一家。昭君文化现象所揭示的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深层原因之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对昭君文化所代表的民族团结文化的研究，就是要揭示和弘扬昭君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历史意义，充分发挥这一文化现象所蕴涵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功能。
昭君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已经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范畴，包含和融入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昭君文化现象的本质，是人民对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的认可，事业魅力的赞许，追求毅力的肯定。作为和平使者与民族友好的象征，千百年来，昭君深受百姓拥戴。呼和浩特一带有青冢多处被尊为昭君墓，如八拜昭君墓、朱堡昭君墓、南郊昭君墓、达拉特旗昭君墓等等，长年受到群众的祭拜。史学家们说得好：我们不必辨其真伪，只要看到这么多地方的老百姓愿意和她同乡，与她同根、同宗、同亲，就可以看出她在各族人民心中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了。昭君文化所包含的团结合作、追求完美、坚韧不拔、默默奉献、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与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相一致，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历史上，昭君一直牵动着国人的情愫，受到各个时期人们的广泛关注。自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以来，历代有关这一事件的歌咏从未间断，成为中华文学的流行题材和民族友好、团结共处的赞歌，一直萦绕在各族人民的心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昭君问题的学术讨论、昭君题材的文艺创作，甚至以昭君命名的企业和产品不断涌观。昭君被誉为“民族友好使者”，昭君墓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昭君品牌被誉为“民族经典”。在“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昭君墓所在地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以及昭君故里所在地湖北省兴山地区，逐渐形成了弘扬昭君文化的热潮。一批有识之士联合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成立了内蒙古昭君文化研究会，开展了广泛的昭君文化交流。
为了弘扬昭君文化，提升城市形象，扩大对外交流，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从1999年起，呼和浩特市开始连续举办旨在“弘扬昭君文化，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时至今日，“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弘扬昭君文化”这一重大课题的提出，顺民心，合民意，不仅对挖掘民族文化遗产是一大突破，而且更加确定了王昭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通过弘扬昭君文化，迅速提高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知名度，扩大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对外影响。昭君文化属于呼和浩特，属于内蒙古，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全人类，因为她所昭示的文化精神符合人类社会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时代主题。
“昭君文化”是个历史命题，涉及较多学科，对昭君文化的理论研究是“昭君文化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的研究既要在对史料逐一考实、纠谬补阙的基础上，重现其历史本来面目，增强其历史资鉴意义和说服力，又要探析“昭君文化”的现实意义，让昭君文化这朵灿烂、悠久的奇葩鲜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