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影创作概述
1、政治与经济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的分立使得香港电影同内地电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政治见解、运营机制、人才格局以及出品的类型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这一时期，“华资的积累，及内地一些城市私人资本转移到港，奠定了香港制造业的基础。”促使香港由转口贸易港向加工贸易型的工业城市转化。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电影的繁荣，香港的电影创作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局面。当时香港电影最大的海外市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两大电影发行机构国泰和邵氏，都投资香港，与香港本土的长城公司鼎足而立，形成港地最大的三家电影制片机构。此外，还有数百家中、小型的制片公司。
由于香港特殊的殖民地政治环境、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及东西方兼并的文化氛围，使得香港电影走上一条复杂道路。同内地强烈的政治电影观不同的是香港非常明晰的娱乐电影观，在娱乐电影观的促动下，香港的电影工业迅速崛起，很快就成为了中国商业电影的制作中心。
2、两种电影势力
从资金、人才以及文化底蕴来看，香港电影在五、六十年代大致可划分为左派的中原电影与右翼的新马电影两种势力。中原电影势力主要自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从内地转移到香港，以长城、凤凰影业公司为代表，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拍摄了一系列受欢迎的电影作品，对香港电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真正主导香港电影格局的却是新马电影势力，就是自50年代初期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转移到香港的电影公司，以“邵氏”、“电懋”为主，它们立足于商业利益，迎合观众，票房至上，也最大程度地发扬了“娱乐电影观”。由于商业需要，类型化的制片策略成为考验电影市场的有益尝试，于是家庭伦理片、喜剧片、歌舞片、戏曲片、古装片、武侠片、功夫片等多种类型的片种应运而生，并发扬光大。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香港电影界经历了一番“左翼”势力和商业利益的此消彼长，从长城、凤凰等影业公司的历史舞台逐渐被电懋、邵氏占领，从五十年代的自由电影界逐渐转变为六十年代的大公司对垒，香港电影在去国离家的迷惘和安身立命的急切里张皇了许久，才终于在时代的大潮里确立了前行的方向。一直到七十年代许氏兄弟的市民喜剧和由许冠杰兴起的粤语流行歌曲终于成为主流娱乐时，一种属于香港的自我身份才在悄然中正式确立。这也正是香港经济迅速腾飞，港人对生活、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的年代。初来香港的那批人在这二十年里渐渐变老，他们的下一辈成为香港的主人，他们对于故乡的记忆是朦胧的印象。
3、电影创作成就
这是香港电影的一个黄金时期，量、质都优。1949年到1959年十年间，香港一共出品了2100部剧情长片，其中包括粤语片1535部、国语片452部、厦语片137部、潮语片6部。此外还摄制了新闻纪录片30部。其中，厦语片是在1950年才首次在香港出现的新品种，首部作品是“一中电影公司”出品的《相逢恨晚》，由国语片名演员白云和鹭红主演。这些厦语片广泛发行于台湾和南洋等地，对50年代中期台湾崛起的闽南语片具有间接性的影响。潮语片直至1955年才出现，首部作品是《王金龙》，由夏帆和萧鸣主演。这个时期有三部港产片被收入法国出版的《世界电影辞典》中，它们是国语片《水火之间》（1955）、《阿Q正传》（1958）和《一板之隔》（1952）。被台湾名影评人黄仁和杜云之选为中国一百部名片之一的港产片，有国语片《碧血黄花》（1954）、《半下流社会》（1957）、《长巷》（1956）、《情场如战场》（1957）和《江山美人》（1959）等。港产国语片在“亚洲电影节”中，获最佳影片奖的有第五届的《四千金》（1957），第六届的《江山美人》（1959）和第七届的《后门》（1960）。同时期出产的粤语片《春》（1953），和国语片《一板之隔》（1952）、《绝代佳人》（1953）和《一年之计》（1955）等，同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1949至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
1960至64年和五十年代末，同样是香港电影史上的繁荣期，它的繁荣首先表现在高产量上。这个时期的港产片数量（包括粤、国、潮、厦、纪录片）接近1,500部，其中粤语片接近1,000部（1961年粤语片产量超过200部，是粤语片产量最高的一年），国语片超过220部，平均年产量约250部。1960年年产量超过270部，是香港电影史上年产量最高的一年。为什么这个时期的港产片产量最高呢？主要原因是当年香港院线多（粤语片四条，国语片三条），当时每片的影期一般是七天，即是一条院线每年大约放映52部电影，由于院线的供求关系，所以当年的产量如此高。
1960至64年港产片不独产量高，而且佳作如林。在此期间出产的港产片，于亚洲电影节（以下简称亚展）中屡获殊荣，《后门》（1960）获第七届（1960）最佳影片奖，《花团锦簇》（1963）获第十届（1963）最佳喜剧金禾奖，于第十一届（1964）得奖的有《万花迎春》（1964）获最佳歌曲奖、《山歌恋》获最佳音乐奖、《黑森林》获最佳舞蹈设计特别奖，《今日香港》（1961）则获第八届（1961）最佳纪录片金禾奖。
这期间的港产片于台湾金马奖中也收获甚丰。《星星·月亮·太阳》（1961）获第一届（1962）最佳剧情片奖，《谍海四壮士》（1963）获第三届（1965）最佳发扬民族精神特别奖，《千娇百媚》（1961）获第一届（1962）最佳音乐奖。1960至64年间，香港影人在亚展中获影后荣衔的，先后有第七届（1960）的尤敏（《家有喜事》，1959）、第八届（1961）和第九届（1962）的林黛（《千娇百媚》、《不了情》，（1961）、第十一届的凌波（《花木兰》，1964）。获最佳导演奖的有第七届的王天林（《家有喜事》）。这期间的香港影人在台湾金马奖中获影帝荣衔的有第一届的王引（《手枪》，1961），获影后荣衔的有第二届（1963）的乐蒂（《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第三届的李丽华（《新啼笑姻缘》，1964），获最佳导演奖的有第一届的陶秦（《千娇百媚》），第二届的李翰祥（《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上述年间的港产片，被中国著名影评人杜云之和黄仁评为中国一百部名片之一的有《一万四千个证人》（1962）、《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深宫怨》（1964）、《一毛钱》（1964）、《情人石》（1964）（以上由杜云之所评），还有《街童》（1960）、《女人与小偷》（1963）、《故都春梦》（1964，港名《新啼笑姻缘》）（以上由黄仁所评）。在旧金山国际电影展中得到好评的有《苦儿流浪记》（1960）和《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在威尼斯影展中得到好评的有《爱的教育》（1961），在康城影展中得到好评的有《武则天》（1963）。
1960至64年间，除了上述的港产名片外，还有粤语伦理片《可怜天下父母心》（1960）、《火窟幽兰》（1961），写实片《一楼十四伙》（1964），社会教育片《人海孤鸿》（1960），粤剧戏曲片《凤阁恩仇未了情》（1962）、《雷鸣金鼓战笳声》（1963），武侠片《如来神掌》（1964），金庸武侠片《倚天屠龙记》（1963），喜剧片《难兄难弟》（1960）、《追妻记》（1961）、《七十二家房客》（1963），古装片《苏小小》（1962），民初片《疯妇》（1964）等等。国语片则有喜剧片《南北和》（1961），改编自《聊斋》的《倩女幽魂》（1960），悲剧片《不了情》（1961），喜剧片《梁上君子》（1963），歌舞片《野玫瑰之恋》（1960），文艺片《故园春梦》（1964）等等。1960至64年间港产卖座冠军片有《千娇百媚》（1961），并为港产第一部国语阔银幕影片；《大富之家》（1963），为港产第一部粤语宽银幕影片；武侠片《仙鹤神针》（1961），当年的收入破了十年来香港公映的中西影片票房纪录。1964年凤凰公司出品的《金鹰》则是香港第一部票房收入超过一百万港元的港产片。而上述期限出产的港产片，在台湾得到卖座冠军的有《千娇百媚》（1961），《杨贵妃》（1962），《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香港出产了首部客家语片《风雨亭》，1960至64年香港还有出产潮语片和厦语片。
4、电影技术
在电影技术上，50年代的香港影坛也有了新发展。好莱坞是为了抗衡电视的冲击寻求技术上的突破，其实，在当时物资贫乏的香港，这尤其是一个为了追求梦想而去发展技术的时期。一直醉心电影技术研究的邝赞，自己钻研磨制了一副三棱镜，拍摄用本土器材制作的立体电影《淘金记》（1953）。立体电影于一年间起落，新奇的技术未能有相应深刻的内容而遭淘汰，继而有宽银幕电影的出现。邝赞又钻研自行制造变形透镜拍摄宽银幕电影《木兰从军》（1957）。技术由是随人才的努力而蜕变，又有如摄影技术，何鹿影等摄影师不时精心构思“特技”，在《化身艳影》（1953）便有四个欧阳莎菲在同一画面出现。这个时期香港出产了第一部立体电影《玉女情仇》（1953，本片较同月上映的立体电影《淘金记》早开拍），第一部宽银幕电影《新玉堂春》（1954，“大观影片公司”出品，两片的导演都是赵树森），第一部潮语片《王金龙》（1955），第一部英语片《太平山下》（1956），以及第一部彩色木偶电影《芙蓉仙子》（1957）。其时彩色片在香港方兴未艾，不少公司尝试拍摄局部彩色影片（如《檀岛佳人》1953，《杨娥》1955，《月光》1956等），限于成本，全彩色的影片尚未成风。又限于财力、设备，与外地合作成为了新的契机。新华公司的张善琨，为了学习彩色摄影技术特地动员到日本拍摄《樱都艳迹》（1955）和《海棠红》（1955）。邵氏公司后来更干脆礼聘日本导演、摄影师来港工作。
5、粤语片和其它方言电影
五十年代的主流电影是粤语片，占产量的3/4。写实电影继承了来自内地的上海电影的文化传统，占据电影市场的主流。到了六十年代初、中期，粤语片产量非常高，1960及61年均超过二百部，制作条件和技术掌握也较五十年代大有进步，而国语片则由于大片厂制度的壮大而渐渐占据了市场的优势，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粤语电影的戏剧性滑落，留下了伏笔。
粤语武侠片开创了以广东民间传说的英雄人物黄飞鸿系列。1949年，〈黄飞鸿传〉上映，成为对香港电影影响深远的一部功夫片。影片由胡鹏导演，吴一啸编剧，关德兴、曹达华、袁小田、李兰主演，开创了香港功夫片的时代。关德兴从本片开始，连续主演了97部黄飞鸿系列电影。
这一时期，家庭伦理题材影片也广受欢迎，如《神·鬼·人》、《一家春》、《大地儿女》。
方言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特点，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并不普遍。不算戏曲电影，香港曾有过厦语片、潮语片，台湾也拍过为数不少的台语片，但都不及粤语片生命力顽强，直至今日，香港电影仍以粤语为主。方言片在五十年代兴盛发展，以亲切感取胜，可说是奇葩。
五十年代初，厦语片才推出即轰动侨区，菲、星、马、台等地的华侨富商见此商机，纷纷与香港合作开设拍摄厦语片的公司，极具规模的电影机构如邵氏、光艺等也加入生产。厦语片在五十年代末大盛，1957年出产了20多部，1958年增至40多部，1959年竟高达60多部。港产厦语片的产量在五十年代末，与国语片不遑多让，成为香港主要片种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港产厦语片十分卖座，因而导致台湾人开始拍“台语片”（台语和厦语同是闽语系），台语片乘势兴起，这与厦语片的成功不无关系。不久台语片在台湾逐渐取代了港产厦语片的市场。影响所及，继之而起的是潮语片，缘自散居海外的潮籍人士众多，居港的潮籍人士也为数不少，1955年间，几位旅泰的潮籍侨商，见到香港的国、粤、厦语制片业发展蓬勃，遂创立江影业公司拍摄潮语片。港产潮语片由1959年开始兴盛，踏入六十年代发展很快，在泰国最受欢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是它的主要市场。厦语片和潮语片至六十年代中随影业的变迁而全面结束。
在香港国语电影界方面，其制作规模和摄制品质的进步较粤语片更甚。主要是1949年大陆与台湾形成对峙局面后，大批上海电影人南移往香港重建他们电影业。自此，香港取代了上海，成为中国电影制作中心。
二、主要电影公司概述
1、“左派”的长城”、“凤凰”、“新联”
长城、凤凰等影业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品，深受观众喜爱。在电懋、邵氏等公司以娱乐观众为主的商业类型电影暂时还没有成为主流之前，那一段时间，在香港电影人的心目中，或许称得上是一个业已遥远的“理想年代”。
（1） “旧长城”改组“新长城”
张善琨于1947年协助李祖永创立永华公司，1949年初，因意见不合张善琨与袁仰安另组长城影业公司。长城影业公司总经理袁仰安、经理胡晋康、厂长沈天荫，而张善琨则一如永华时期，仍居幕后策划。“长城”的创业作是《荡妇心》（1949），根据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改编，导演岳枫，主演白光、严俊。短短一年半内，长城出品了《血染海棠红》（1949）、《琼楼恨》（1949）、《王氏四侠》（1950）、《一代妖姬》（1950）等影片，声势不凡，但此时国内形势已大变，长城市场失据，财政失控，人事上的矛盾更日见尖锐化。袁、张二人因财政及人事上的矛盾而分道扬镳，一年后，“长城”改组，张善琨退出长城、公司名称改为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当年的主要作品有《豪门孽债》。改组后的公司仍由袁仰安出任总经理之职，拉上费穆的弟弟香港《大公报》的经理费彝民参佐戎机，得到以航运业起家的吕建康全力支持，又罗致司马文森为挑选剧本的顾问，也就是说，打从开始，新长城的左派背景已很清晰。新长城旗下有岳枫、李萍倩、程步高等资深导演。吕建康通过费彝民的协助，招纳和培植了夏梦、乐蒂、石慧、傅奇等后来叱咤香港影坛、独当一面的新一代明星。1950年完成讽刺喜剧《说谎世界》，该片打响了新长城的第一炮。该片由陶秦编剧，李萍倩导演。“长城”摄制故事片100部左右，类型大多为伦理爱情剧、轻喜剧、正统历史剧和民间故事片。越剧《王老虎抢亲》、黄梅调《牛郎织女》等戏曲电影进一步掀起中国戏曲电影热潮。“长城”是香港电影重要的左翼电影公司，而1950年代也是左右派电影人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双方各自拥有“读书会”和“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一些电影人甚至当时刚暂露头角的童星萧芳芳也受到双方的争夺。
“永华”让张善琨这个灵魂人物走掉，经济上又不稳定，其后更因劳资纠纷发生了一次工潮，不少影人不得不另谋出路。这种艰难的处境，再加上那时候追求进步思想的社会气候，便促成了五十年代影业公司的诞生。但它跟大光明、南群、南国等公司有所不同，它不是由老板投资，而是一家合作社式的公司，以员工们的劳动力作为资本。“五十年代”成立一年，拍了两部出色的影片《火凤凰》（司马文森编剧，王为一导演，1951）和《神鬼人》（顾而已、白沉、舒适合导，1952），重要的影片还有《妇人心》，改编自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由卜万苍导演。“五十年代”的经营模式和成功经验对后来的“兄弟班”公司如凤凰及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相信也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但一如其他几家带进步思想色彩的小公司，五十年代也没有维持长久，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两、三年里，许多影人北上归国，而留港的不少成员如程步高、刘琼、舒适、李丽华、韩雄飞、胡小峰、白沉、韩非等，也转到改组后的长城和稍后成立的凤凰去了。
（2）“凤凰”的诞生
凤凰影业公司成立于1953年，基本班底主要来自成立于1949年的“龙马影片公司” 和五十年代影业公司的电影人以及一部分离开永华公司的电影人，龙马是由企业家吴性栽投资、费穆主持的一家电影公司。1951年，龙马电影公司出品的《误佳期》是香港新现实主义电影和社会生活喜剧的经典之作，影片由朱石麟、白沉导演。费穆病故后，龙马也被迫结束。在这个处境中，当时龙马的骨干朱石麟一方面集合原有员工接手管理，一方面筹组凤凰影业公司，并于1953拍了创业作《中秋月》。公司早期作品大多以反映中下层市民生活为主，1956年后，作品逐渐转向城市喜剧。成为五、六十年代香港唯一以喜剧作品为主要创作路线的制片厂。《男大当婚》、《情窦初开》等片受到观众欢迎，赢得了“喜剧之家”的美誉。1960年至1964年，是“凤凰”全盛时期，出品也由喜剧迈向多元化，爱情喜剧、民间传奇、武侠片、古装奇情片都有不错的卖座纪录。有别于商人出资的长城，凤凰是一家与人合资组建的「兄弟」公司，并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
（3）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对香港电影的影响
1930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发起人有鲁迅、郭若、茅盾、郁达夫、沈端先（夏衍）、钱杏（阿英）、田汉、郑伯奇、华汉（阳翰笙）、沈叶沉（沈西苓）等五十余人。一二八战争结束后不久，共产党又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领导，不但向当时的电影公司提供具有进步内容的剧本，也介绍了许多以“左翼剧盟”为主的新派文艺工作者到各家影片公司去，更在报刊上建立评论阵地，推动左翼电影的创作。在中国电影的整体发展上，它直接影响了战后的香港电影。
自从1933年左翼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他们即在公司内部以编剧委员会的形式，负责电影剧本的创作与修改，五十年代、长城和凤凰等公司都参照了这种集体创作方式。长城于1950年改组后成立了一个编导委员会，由马国亮、岳枫、李萍倩、刘琼、顾而已、陶秦等任委员，讨论剧本内容和演员分配的问题。新成立的凤凰也有一个艺术委员会，由朱石麟主持，当时许多电影剧本都是在集体讨论中产生的。这种集体讨论的方式诚然有优点也有缺点，好处是经过反覆讨论，作品的质素比较有保证，对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长城、凤凰便培养了不少编导人才；坏处是往往在过程中牺牲了个性。
从编导人才培训这个角度来看，“左派”公司确有别树一帜的机制，如胡小峰、鲍方、罗君雄等都是内部培训出来的，其他如陈静波、传奇、张铮、张鑫炎等都是从演员甚至剪接出身而晋升为导演的，而作为女性，任意之和朱枫亦获得不少执导的机会，就连贵为第一线女演员的石慧也曾当过副导演，这些做法在其他同期的大公司如邵氏、电懋里便不多见。长城是商人出资，早期集合了岳枫、李萍倩、程步高、黄域等资深上海影人，编导人才比较多，而早期凤凰能独当一面的却只有一个朱石麟，对人才自然更加渴求。凤凰很多出品都挂朱石麟“总导演”之名，而实际执行的则是联合导演的新人，几部片下来，新人便可自立门户，独立执导演筒了。曾接受访问的影人，从演员到导演，几乎无人不提及朱石麟在这方面的贡献，但从另一角度看，这种眼睛只向内看的做法却又难免封闭。左派公司甚少向外界招揽编导人才，自然也较少受到外间的冲击。这一点跟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界政治立场的壁垒分明不无关系。
（4）电影界左右阵营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政府对“左派”的影响力非常敏感，1952年初先后两次将十名左派影人驱逐出境。1956年，王元龙、胡晋康、张善琨等影人正式成立“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翌年改称“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所有电影若要在台湾发行，拍戏之前都要跟“自由总会”登记，没有他们的证书，台湾方面不会通过，影片便不能在台湾发行。文革前，“长、凤、新”甚至部份中联的出品都可在大陆公映，对于“左派”公司是很重要的支持。然而，这个庞大的市场对“非左派”系统的电影公司却早已关上了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市场便显得非常重要，除了“长、凤、新”等直属左派系统的影人外，其余大部份人都要参加“自由总会”，包括当年的邵氏、电懋（国泰）等大公司的工作人员。于是，“左派”公司即使有心向外界招手，“左派”系统以外的影人也碍市场的考虑而不敢加入了。而且，“左派”公司员工的酬劳也远远不及其他公司。影响所及，“长、凤、新”只好集中力量进行内部的人才培训。然而，“长、凤、新”不是跟外界绝缘的。事实上，他们跟其他电影公司有很多商业上的联系。五、六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初、中期，邵氏和电懋均未正式开发自己的制片事业，但他们在东南亚却拥有庞大的戏院网络，需要大量影片上映，“长、凤、新”的影片制作严谨，明星有号召力，刚好填补这个空间。那个时候，电懋主要买长城出品，邵氏多买凤凰作品，光艺则买新联的粤语片，各适其所，各取所需。
细看这一时期“左派”影片的内容，部分作品（特别是五十年代早期）反映了战后香港社会的现状及当时的理想主义色彩，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矫饰（如《说谎世界》，1950和《百宝图》，1953），或在片末隐含返回“乡下”的号召（如《江湖儿女》，1952和《一板之隔》，1952），或委婉地将希望寄托于平民教育的兴办上（如《寸草心》，1953和《姐妹曲》，1954）。更多的作品倒是充满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与趣味（如《三恋》，1956、《情窦初开》，1958和《眼儿媚》，1958等），在写及现代妇女的处境时（如《我是一个女人》，1955、《新寡》，1956、《寂寞的心》，1956），也总是一方面表现出对个性解放的渴求，另一方面却又不敢太背离保守的社会气候，今天看来，作品往往因而显得有点尴尬。及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香港电影踏入了国语片的旺盛期，邵氏、电懋、长城、凤凰等公司百花齐放，“左派”电影的题材也越来越多样化，从夏梦主演的上海越剧电影系列（《王老虎抢亲》，1961、《三看御妹刘金定》，1962、《金枝玉叶》，1964）到傅奇、张鑫炎导演的新派武侠片《云海玉弓缘》（1966），从改编文学名著的《故园春梦》（1964）到远赴蒙古拍摄的侠义传奇片《金鹰》（1964），从讽刺喜剧《梁上君子》（1963）到爱情小品《含苞待放》（1966）。可以看出，“长、凤”的路线与大陆的思想意识形态相去甚远。
（5）政治与电影
从另一方面看，经过“长、凤”成立之初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浪潮似乎开始影响香港左派影圈。袁仰安拍摄改编自鲁迅名著的《阿Q正传》（1958），并没有得到国内的支持，影片尚未正式完成，他便于1957离开长城，另组新新影业公司，《阿Q正传》最后由新新发行。然而，国内的十年文革对香港左派电影事业造成了不能逆转的破坏。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大抵更多人是心怀疑惑，却又无法置身事外。之后，“长、凤、新”已不能恢复五、六十年代的元气，1982年三家公司合并，组成银都机构，一直到今。
“长城影业公司”改组后，主持香港电影业的左派人士司马文森进入“永华”，控制制片和编导部门，著名演员白光、洪流、王元龙等先后离开“长城”，加入张善琨创办的“远东影业公司”，拍摄了《雨夜枪声》等片。
1952年初，香港政府先后两次将十名左派影人驱逐出境，同年，大陆市场正式关上大门。这对并不怎样依赖内地市场的粤语片影响不大，但对国语片来说，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其间，长城、凤凰和廖一原主事的新联影业公司联成一线，成为香港左派电影事业的核心。相对台湾于50年代逐趋于稳定，成为国语电影的一个主要市场，使香港电影界对台湾日益重视。台湾国民党政府把握这个时机，积极争取香港电影界人士。1953年10月，王元龙、张善琨、胡晋康、严幼祥等业界人士组成“祝寿劳军团”，访问台湾参加台湾为蒋介石祝寿活动，这是为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第一次接待海外电影团体，三年后正式成立“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一年后改称“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此后，所有输入台湾上映的香港电影，必须是“自由总会”的会员出品，进步的左翼电影公司的影片则一律被拒之门外。“长城”、“凤凰”、“新联”（合称“长凤新”）等3家左派电影公司则与中国大陆持政治与经济上的合作关系，拍摄另一类的商业电影。从此香港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