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1844年，已经有英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租借了一批土地。1845年，中英会订《上海土地章程》。1846年，英租界的西界也被确定（今河南路）。
1848年11月27日，英租界的西界推进到今西藏路。同年，上海地方官允许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要求，在虹口开辟美国租界。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从此中国政府失去对租界的控制。1854年7月11日，上海英法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市政机构“上海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正式形成第一个后来真正意义上的租界——国中之国。1940年，由于欧洲战事爆发，驻沪英军撤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审时度势，废除了历史上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改订了新的条约，放弃了治外法权和在华的一切租界，至此从法理上存在了百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宣告结束。
1943年8月，日本占领下的汪伪政权曾象征性地从日本方面“接收”上海租界。开辟租界之初，实行华洋分居政策，包括为洋行服务的买办（主要来自宁波和广东）都不允许住在租界。租界内只有当地农民大约500人。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当地2万华人逃进租界。1860年，太平天国进攻苏州，又有50－70万难民涌入上海租界。外商乘机建造大片石库门房子出租牟利。从此形成华洋杂居的格局。
战事结束，难民返乡，租界人口有所回落。但随着租界工商业迅速繁荣，和租界的扩展，又有大批江苏、浙江以及广东等省居民，乃至海外华侨进入上海公共租界，或创业，或谋生。特别是历次的战乱，都造成租界人口的猛增。至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内有华籍居民1,040,780人。
抗战时期，上海公共租界的中、西两区成为孤岛，又涌进40万难民。刺激租界内房地产业、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的空前繁荣。但也造成人口密度过大，多数百姓居住问题无法解决，居住状况趋于恶化。
1928年后，工部局为华董增加3到4个席位。1843年上海的英商及传教士共26人，他们是最早的一批来沪外侨。英国侨民中，主要是从事大宗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其中不乏在海外已有产业根基的望族。在上海的各国外商中，英国商人占有主导地位。186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侨民达到1372人，占各国侨民总数的60%。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上海的房地产业降温，英侨人数也下降到1870年的894人。不久又逐渐恢复，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侨民达到6221人。
在工部局董事会成员中，英籍董事一直占有多数席位，居于主导地位。在上海，美国侨民的经济实力仅次于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地位又有所上升。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国侨民超过2000人，另有1600人住在法租界。
在美国侨民中，传教士占有一定数量，他们在租界内外设立教堂、医院和学校，其中包括几所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法学院。
在工部局董事会中，美国的势力仅次于英国。1920年代，费信惇（StirlingFessenden）担任工部局总董。
美国侨民在外侨中的生活水平最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人在上海的经济实力仅次于英美两国，尤其在制药、印染行业占有优势。从1873年起，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为德国人保留1个席位。至1915年，公共租界内有德侨约1155人。
战后，公共租界德国侨民一度锐减到1920年的280人，法租界只有9人。后来又逐渐回升。1871年中日建交以后，日本人陆续进入上海。早期来沪的日本人多数聚集在虹口吴淞路、武昌路一带经营照相馆等小本生意，或经营妓院谋生。1915年，公共租界内的日侨已达到7169人，人数居各国侨民之首。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纺织业大规模投资上海。1923年上海—长崎定期航线开设，公共租界内的日本侨民继续增加，1935年突破2万人，超过外国侨民的半数。他们仍然主要聚居在在虹口吴淞路一带，以及北区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北段）、狄思威路等处。
1915年以后，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为日籍董事留一到两个席位。
公共租界的东区、北区在历次战乱中曾多次划为日军的防区。1932年和1937年两次淞沪战事中，日军将该区域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人称“上海日租界”。19世纪，有少量世居巴格达的犹太富商在印度立足后，又前来上海发展，他们一般都取得了英国国籍。其中包括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当然也有像哈同那样来上海后才致富的暴发户。这部分犹太人经营大宗贸易，在房地产业也举足轻重，是上海的豪门望族。
俄国革命以后，开始有大批俄国犹太人取道哈尔滨移居上海。他们约有1000多人，控制了毛皮买卖，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在医务、建筑、法律、音乐等行业工作。主要居住在虹口提篮桥华德路摩西会堂附近一带。
1938年开始，从德国、奥地利、波兰有2万犹太人逃避纳粹迫害，来到世界上唯一不需要护照就可进入的上海。他们也集中居住在提篮桥一带。
1943年2月18日，日军将14245名犹太人迁入虹口隔离区内。他们艰苦创业，在隔离区内开设了307家店铺，人称“小维也纳”。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MunicipalCouncil）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机关，类似于租界内的政府，拥有警察。但是司法机构还有独立的“会审公廨”，即法院。
工部局主要控制在英国手中。美国也部分参与工部局的管理工作。1920年代，费信惇（StirlingFessenden）担任工部局总董。从1873年起，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为德国人保留1个席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席位被移交给日本。1928年后，工部局为华董增加3到4个席位。
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体制与上海法租界完全不同，后者是法兰西殖民帝国的一部分，受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的支配，而上海公共租界是当地外国侨民的地方自治体，并不直接受任何外国领事，甚至是英国领事的支配和管理，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自治体。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成立于1854年8月，分区捕房共14个：
中区：
1.中央捕房（1854～1943）：福州路（江西路西面）。
2.老闸捕房（1860～1943）：南京路、六合路。1925年5月30日下午3时37分，守卫老闸捕房的外国巡捕向和平请愿的游行队伍开枪，打死4人，打伤9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西区：
3.静安寺捕房（1884～1943）愚园路。
4.新闸路捕房（1899～1943）。
5.戈登路捕房（1909～1943）戈登路、康脑脱路转角处。
6.成都路捕房（1933～1943。
7.普陀路捕房（1929～1943）：戈登路。
北区：
8.虹口捕房（1861～1943）闵行路。
9.汇司捕房（1898～1943）：海宁路。
东区：
10.格兰路捕房（1891～1943）格兰路与平凉路转角处。
11.汇山捕房（1903～1943年），茂海路。
12.嘉兴路捕房（1907～1943），汤恩路，辖区内主要为日本侨民。
13.榆林路捕房（1925～1943）位于华盛路与齐物浦路间的榆林路。
北区越界筑路：
14.狄思威路捕房（1912～1943）：辖区为以下各条马路：北四川路延长线，江湾路（从北四川路至体育会路，包括靶子场、虹口公园和游泳池），狄思威路，窦乐安路（包括松庆里、丰乐里和纪家花园），白保罗路和赫林里，施高塔路（从江湾路到祥德路），及附近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