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主要分三个阶段介绍中西方的接触和交流，一是从汉唐至元朝的最早接触，二是明清至雍正禁教令为止的蓬勃发展期，最后则是鸦片战争之后的重新接触。
早期的欧洲主要还是通过阿拉伯人作为中介来了解中国，而中国之于他们的意义就是传说中的“丝绸之国”，丝绸这种“神奇的商品”在欧洲上层社会引发了最早的一次“中国热”。随后蒙古人治下的欧亚和平时期又给中西方交流和沟通创造了难得的好机会，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可波罗来华，随后通过别人之手撰写了《马克波罗游记》，而中国的形象也从丝绸之国变成了“遍地都是香料与黄金…一个繁荣富饶的国度。”，在此期间，教皇尼古拉四世也派遣了一名方济会士孟德高维诺出使忽必烈，并在北京组成了中国的第一个主教区，基督教的发展一度在东方大有呈现蓬勃向上之势，可是蒙古帝国的崩溃导致辽阔的欧亚大陆分裂成一批独立的小汗国，其中西部的某些汗国甚至还被伊斯兰教拉拢了过去，这就使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亚洲又开始长期地向西方人封闭。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因为海路的可行而变得重新开放起来，西葡两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开始大批进入东亚，比如前往日本传教的著名的方济各•沙勿略，他在完成重大的“归化异教徒”的任务之后，克死在了中国广州的一座小岛上。不仅西方的传教士开始注意到了遥远的中国，中国的陶瓷品也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影响，16世纪的欧洲瓷器已十分时兴，各国君主和达官显贵们纷纷利用黄金的价格来互相争夺这些具有异国情调的艺术品，法王路易十六专门有一个配有金把手的中国大瓷杯，当时普遍流行的是订制全套餐具，由欧洲提供样品，而中国的瓷器工人则依照欧洲的装饰要求来仿造，上面往往以中国式的审美观感来描绘出欧洲的宗教和神话内容。更为著名的例子则是英国建筑师钱伯斯仿造中国园林在伦敦附近整修了著名的丘园，以及欧洲巴洛克风格与远东古怪风格之结合诞生了洛可可风格。但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传教士还是要属利玛窦，通过他独特的传教方式和手段，在他去世时他已经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时的皇帝已经允许在中国布讲基督宗教，为此耶稣会士金尼阁还刊布了拉丁文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记》。
在整个基督教与中国的接触过程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西方的早期汉学，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索隐派传教士，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若瑟和白晋，索隐派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般传教士就在于他们对方块字提出了一种寓意深刻的解释，对中国的传统经典著作也提出了新的解释，试图去发现中国人的古老思想与基督教信仰真谛之间具有某种相一致性，由此来证明基督教的真谛很可能在世界起源时就被作为预言而显示出来，如，马若瑟对诗经的诠释与理解，虽然不免透露着牵强附会之嫌以及基督中心思想，但是也显示出了早期西方传教士扎实的汉学功底和对待中国典籍的态度，尤其是在面对中国典籍记载的内容与圣经记载的有明显矛盾之时。在此期间，欧洲，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们也受到了中国哲学（主要是传教士撰写的书籍）的强烈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伏尔泰，他写了一个剧本，名字就叫做《中国孤儿》，而他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鲜明的三个阶段，从最初的与普通人一样的看待中国的观点，到18世纪中期的高度“中国热阶段”，最后到他去世为止由于对印度学的兴趣而减弱了对于中国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