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遗憾，我不能告诉你们这个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他的爸爸妈妈是谁。在黑暗中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看清他的面容。我只记得他的鼻子上有些雀斑，他的短裤很短，没扎皮带，而是由两条小背带从肩膀上搭过来，系在裤子前面。
夏日的一天，我来到瓦西里耶夫岛上一座白色教堂旁的小公园--我不知道公园的名字。我带着一本有趣的书，坐在公园里读得入了迷，不知不觉的，天色已经黑了。
眼睛开始发花，实在很难继续读下去了，于是我啪的一下合上书，站起来，朝出口走去。
公园里已空荡荡的了，街上闪烁着灯光，树后传来看门人丁零零的铃声。
我担心公园马上就要关门了，所以走得很快。突然，我停住了脚步。我听到树丛后什么地方有人在哭。
我拐向路旁的一条小道--在那边，黑暗中闪现出一座白色的小石房，城市所有公园里都有这种小房：岗亭或者是门房。小房的墙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他低着头，正非常伤心地大声哭着。
我走到近前，招呼他：
“喂，你怎么啦，孩子?”
他像听到命令似的，顿时停止了哭泣，抬起头，看了看我，说：
“没什么。”
“怎么没什么呢?有谁欺负你了?”
“没有。”
“那你哭什么呢?”
他还很难开口说话，泪珠还挂在脸上，他还在哽咽，抽着鼻子。
“走 吧，”我对他说，“瞧，已经很晚了，公园马上就关门了。”
说着，我想拉起他的手。但小男孩急忙把手拽了回去，说：
“我不能。”
“你不能什么?”
“我不能走。”
“怎么?为什么?你怎么啦?”
“没什么，”小男孩说。
“你怎么——病了吗?”
“不，”他说，“我没病。”
“那你为什么不能走呢?”
“我是哨兵，”他说。
“怎么——哨兵?什么哨兵?”
“咳，您怎么——不明白?我们在做游戏。”
“可你在和谁做游戏呢?”
小男孩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我不知道。”
这时，说实话，我真以为小男孩可能还是有病，头脑不正常。
“听着，”我对他说，“你在说什么呢?怎么会这样呢?你在玩，可又不知道在和谁一起玩?”
“是的，”男孩子说，“我不知道。我本来在长凳上坐着，过来几个大孩子，他们问我：‘想玩打仗吗?’我说：‘想玩。’我们就玩起来了。他们对我说：‘你是上士。’一个大孩子——他是元帅……他把我领到这儿，说：‘这是我们的弹药库——这个小房。你做哨兵……在我没把你换下来之前，你就站在这儿。’我说：‘好。’而他说：‘你要保证——决不离开。”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我保证——决不离开。”
“那又怎么样了?”
“就是这样呀。我站啊，站啊，可他们一直也没有来。”
“是这样，”我笑了。“他们把你派到这里很久了吗?”
“那时天还亮着呢。”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男孩子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我想，他们走了。”
“怎么——走了?”
“他们忘了。”
“那你现在干吗还站在这儿?”
“我许下了诺言……”
我刚要拊掌大笑，却猛然醒悟过来：这里绝没有什么可笑的东西，小男孩做得完全正确。既然许下了诺言，那就应该站下去——不管发生什么事，哪怕天崩地裂。至于这是不是玩游戏——都无关紧要。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对他说，“那你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男孩子说着，又哭起来。
我非常想找个什么办法帮助他。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去找那些浑孩子吗?他们给他派了岗，得到他坚守岗位的诺言，自己却跑回家去了。再说，现在到哪儿去找这帮孩子呀?……他们想必已经吃完晚饭，躺下睡觉了，大概已做到第十个美梦了。
而人家还在站岗。在黑魖魖的晚上，而且肚子里恐怕也早已轱辘轱辘叫了……
“你大概饿了吧?”我问他。
“是的，”他说，“饿了。”
“好吧，这么办吧，”我想了想，说，“你赶紧回家吃晚饭，我暂时替你在这儿站岗。”
“嗯，”孩子说，“可这能行吗?”
“为什么不行呢?”
“您不是军人呀。”
我挠了挠后脑勺，说：
“是呀，这还不成。我还真不能把你从岗位上替换下来。只有军人，只有长官才有权这样做……”
这时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好主意。我想，既然只有军人才能解除孩子的诺言，把他从岗上撤下来，那么问题在哪儿呢?这就是说，应该去找一个军人。
我什么也没对孩子说，只告诉他：“你等一会儿。”自己则毫不迟延地朝出口跑去。
大门还没关，看门人还在公园里很远的什么地方一边走，一边摇铃。
我站在大门旁，等了半天，看有没有一个什么中尉或者哪怕是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经过这里。可是，真不凑巧，街上竟然一个军人也看不到。
猛然间，街对面闪现出几件黑色的制服大衣（译者注：列宁格勒夏天气温不高，人们早晨晚上也穿大衣），我高兴起来，以为那是海军战士。我赶紧跑过街道，这才看清：那不是水手，而是技工学校的学生。一个高个子铁路职工走了过去，他穿着一件缀有绿色镶条的十分漂亮的制服大衣。但这时穿漂亮大衣的铁路职工对我来说也毫无用处。
我已打算两手空空地返回公园了。就在这时，突然在街头拐角处的电车站上我看到一顶带蓝色骑兵帽圈的草绿色的军官帽。大概，有生以来我还从未像此时此刻那样高兴过。我拼命朝车站跑去。可忽然，还没等跑到那儿，我便看到一辆电车驶近车站，那位军官，年轻的骑兵少校，和其他等车的人一起正准备往车上挤。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他跟前，抓住他的胳膊，叫道：
“少校同志!等一等!等一下!少校同志!”
他回过头，惊讶地看了看我，说：
“什么事?”
“您瞧，是这么回事，”我说，“在这里，公园里，小石房旁边一个男孩子正在站岗……他不能走开，他许下了诺言……他很小……他在哭……”
军官眨了眨眼睛，惊愕地看着我。他大概也以为我有病，头脑不正常。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
电车开走了，他十分生气地看着我。
但当我稍微详细地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立刻说：
“走。我们走。当然喽。您刚才怎么没立刻告诉我呢?”
当我们走到公园门口时，看门人正往大门上挂锁头。我请求他等几分钟，说我还有个小孩在公园里，然后我和少校便往公园深处跑去。
在黑暗中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座小白房。男孩子还站在我离开时他站的那个地方，还在哭，但这时哭的声音非常小。我喊了他一声。他高兴了，甚至快活地大叫了一声。我对他说：
“瞧，我把长官领来了。”
看到指挥官，男孩子不知怎么一下子挺直了身子，挺得笔直，竟比原先高出了几公分。
“哨兵同志，”指挥员对他说，“您的军衔是什么?”
“我——是中士，”男孩子说。
“中士同志，我命令您撤离岗位。”
男孩子沉默片刻，用鼻子使劲吸了一下气，说：
“您的军衔是什么?我看不清您有几颗星……”
“我——是少校，”指挥员说。
这时，男孩子把手举到自己的小灰帽的宽檐旁，说道：
“是，少校同志。奉命撤岗。”
他说得那么响亮，那么流利，我和少校两人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男孩子也快活地、如释重负般地笑了。
我们三个人刚走出公园，身后的大门就哐的一声关上了，看门人在锁孔里转动了几下钥匙。
少校向男孩子伸出手来。
“好样的，中士同志，”他说，“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的。再见。”
男孩子含混地嘀咕了句什么，然后也说了声：“再见。”
看到又一辆电车驶近了，少校向我们两个行了个军礼，
便朝车站跑去。
我也跟小男孩道别，握了握他的手。
“或许，要我送送你吧?”我问他。
“不用，我住得很近。我不怕。”小男孩说。
我看了看他长着雀斑的鼻子，心里想：他的确没什么可怕的。一个具有那么坚强的意志、那么信守诺言的孩子，决不会惧怕黑暗，决不会惧怕流氓，也决不会惧怕其他更可怕的东西。
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眼下还不知道他长大后做什么，但不管做什么，都可以保证：他将是一个真正的人。
想到这里，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我认识了这样一个孩子。
我再次紧紧地、愉快地握了握他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