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谈谈为什么必须要实行对外开

2020-05-05 综合 125阅读
近代中国: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改革开放:
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通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一个伟大转折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个伟大转折是从封建半封建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第三个伟大转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
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周围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现在就把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思考写下来。
1.精神文明建设
在初中的政治课本上,我还记得有这样的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我看不出精神文明建设到底建设在哪里?难道就建设在政治课本上,建设在口头上?我爸爸时常给我讲他们那个年代的事,尤其是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在那个物质资料极其匮乏的年代,中国基本没有贪污,没有抢劫,更别提有小偷,绝大部分中国人可以在路上捡到钱归还给失主,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路不拾遗。而当今社会物质方面可以说比我父辈那个年代不知道发达多少,难道因此就可以有更多的劫匪和小偷,可以有更多的贪官?在广州或者深圳生活的人你们有几个在一个月之内都没有遭遇抢劫的?
毛主席那个时代会把有限的致敬用来拍“雷锋”“焦裕禄”这样的榜样的电影,每日宣扬好人好事,有“学习雷锋好榜样”这样的歌曲,在思想上武装所有的中国人,这些影视歌曲,在我小时还能经常接触到,然而现在的只知道嘴皮子上说“精神文明建设”,实际行动上比以前的中共不知道要落后多少了。
2.物质文明建设
中国建设到现在,物质文明不能说是不丰富。走在北京.上海的大道上,满眼都是高楼大厦。然而,这些高楼大厦这些厂房有几个是属于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从这些物资资料中又享受到了什么?倒是时常听说某某大楼是新加坡人投资的,某某是老美投资建的厂房。如果这些厂房仅仅用来赚取中国人民财富的机器,那会让我觉得今天的这些外资的厂房和解放前西方列强在中国建设的工厂无异。
下面是引用郎咸平《中国的八大危机之详解》中的一段“各位都知道青岛啤酒是我国的著名品牌,你们还认为青岛啤酒还是中国企业吗?告诉你一个数字,青岛国资局控股30%,但是你们知不知道第二大股东是谁?来自美国的安海斯-布希公司控股27%,只要他再多买4%的H股,我们中国的青岛啤酒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外资企业。各位还记得徐工的故事吗?美国的凯利基金要收购徐工,当时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学者专家在媒体上对这件事情大家大法,由于大家的努力,成功制止了资产流失的现象。当时的地方政府以什么理由卖给外国人呢?是以负的净资产卖给外国人。负的净资产就可以卖了吗?你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经济常识啊。一个公司的价值不取决于净资产,而是取决于有没有持续经营的能力。对于徐工的价值取决于未来持续盈收的能力,还好没卖,假如以100块钱卖掉,按照我所理解的凯利基金或者类似的基金,一定会把徐工分拆上市或者卖掉,赚到一万块钱。所以从100块价格到一万块他可以赚100倍以上。那么各位了不了解,收购青岛啤酒的安海斯-布希公司就是产业资本,收购徐工的就是金融资本,这两个资本的危害性我们还没有看出来,还在乐观的招商引资,你知不知道招商引资使得这两只秃鹰来席卷中国奄奄一息的制造业。那么你们可能要问我了, 郎教授这样是不是太悲观了,中国制造业我们自己都做不下去了,给外国人能赚钱吗?如果你们有类似的想法呢,你们就太不了解资本主义国家了!为什么我说的话那么像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而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讲的话更像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其实错了,我是真正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以我对他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我所以讲的这么社会主义是因为我理解了。”
有人说中国可以从在外资在华工厂中学到先进的技术,难道大家忘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了: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他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致使洋务派聘请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勒索,谋取暴利,使企业难以发展。
因此这些外资企业,他们会希望中国富强吗?他们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吗?我想这些答案每个人都应该是很清楚的吧!
盲目引进外资使资本输入国本币面临升值压力,有可能引起宏观货币供给失控而导致通货膨胀,不利于国家经济安全导致非安全因素增加,中国政府无休止地引进投资,增加出口,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巨大,恐怕普通老百姓的财富已经被洗劫了一层了。
3. 弱势群体
同寝室的聊天,大家谈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谁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列举出一大串来,有农民,下岗工人等等。而他们的生存现状究竟如何?又有哪些困难存在?
先说农民,中国的农民,我想人数不会少于6个亿吧,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弱势群体之一。就说我们的家乡吧,虽然这几年国家出台了许多惠农政策,但执行的力度始终不是很大,有的政策根本就无法执行。仅仅只是少数人得到了实惠,大多数村民依旧徘徊在贫困线上,在一些地区开展的“圈地”运动中,很多农民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耕地,而得到的仅仅只有几千元的一次性全额补偿。另外,每年有大量的农民流向城市,形成了另一类弱势群体即“农民工”。然而在城市人眼里,他们仍然是文化素质低、缺乏教养的农民。虽然他们从事城市的很多工作,但大多是诸如建筑、搬运等苦、脏、险、重,城里人不愿从事的累活。虽然也有少数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努力地入上层社会工作,但在少数世俗城里人眼里,他们依然是农民。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一个社团组织的义工接力计划,当时那个活动是到咱们东大北面的和平区鲁园工会,在那里我们了解到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从事的工作大多超出体力劳动的极限,却常被拖欠工资,有的一拖就是一年半载,有的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续,甚至经常出现暴力事件,为追要工资跳楼的事件,那都是被逼的呀!太多这样的事件,惊动了中央,惊动了国务院,甚至出现了总理为农民工追要工资的新闻报道。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实依然存在,而且还时有发生。
那么我们要问,政府劳动监察部门都干了些什么?难道都要等这些农民工被迫以死相抵时才肯出手,平时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事?为什么在日常的工作中不能深入工矿企业等用工部门了解情况,防患未然。再者,国务院总理帮农民工追要工资,一方面体现了总理亲民,另一方面也提示了中国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难道国家总理的工作日程上竟要排上一条为民工追要工资的日程?还有,拖欠民工工资的普遍性是不争的事实,而由此引发的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既然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为什么执行起来总是滞后,得不到彻底的落实。
当然,我的见识面有限,经历不足,无法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但我说的这些现象实实在在的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们要正视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真实客观,不要一味只是唱赞歌,粉饰太平而忽略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让中国的改革更健康、更理性、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
总的来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
为什么要实行对外开放?
1. 实行对外开放是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
2. 实行对外开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3. 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决定了中国只能在向世界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外开放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对外经济关系,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1)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开放的经济。只有参与国际交换,才能分享国际专业化协作带来的好处。(2)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资源是多方面的。我国很难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3)我国由于占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某些特有的生产要素,现在的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又难以将这些要素全部吸收。只有通过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才能使自己的资源要素获得最佳配置与最佳利用。(4)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要求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有利条件。
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技术是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和推迸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措施。尤其是我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完成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实现现代化,更应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当代科学技术门类繁多,发展速度加快,国际间技术交流已成为普遍现象。从历史上看,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能够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无一不是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同时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结果。
第三,对外开放可以吸引大量外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资金严重短缺。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对现有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更新设备和调整结构;要大力加强农业的基础她位,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要大力发展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发挥科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大力发展教育,等等。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要加快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起飞,仅靠国内的积累和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开放,积极引进外资,用外资弥补资本要素的缺口。
第四,对外开放可以更好地借鉴和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申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不仅表现在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而且表现在管理方面。我国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经验,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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