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岁月。第一场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来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的话，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 2， 第一场改革有三个大隐患。第一场改革它是有隐患的，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第二个隐患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第三个隐患是，第一场改革改变了政策，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还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没有触及。 3， 第二场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历史的天幕，天幕上有一行字，这一行字写的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那么第二场改革还是有天幕，天幕上还有字，这一行字悄然已改，变成了“稳定压倒一切”，“政治风波不能再发生了”。 4， 邓小平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的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场改革，是第二场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5， 第二场改革和第一场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的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政治风波不能再发生了。这样的第二场改革就有很多第一场改革不具备的特点：第一个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92年的十四大上，居然把市场经济写了进去，这当然是邓南巡推动的结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而现在突然市场经济就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场改革可以比拟的，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既贫既弱的情况，农民开始大量的进城。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的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之后的中国，中国才开始大变剧变，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体验的当下中国。 6， 第二场改革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了的三年大饥荒，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的媒体忽略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7， 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个秘密是第一场改革它的动力来自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但是第二场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 8， 千百万的民众有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第二场改革，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成为奇观，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是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市场经济的原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遭遇过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发动机，成为一个大马力的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的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场改革的特点之二。第一场改革是有双向目标在那里的，今天来说是有一个愿景，第二场改革时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第二场改革是权力盛大的节日，那当然会造成一是官员大面积的制度性的腐败，第二是千百万的民众相对意义，不是绝对意义，相对意义上有一种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每一个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的话，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场改革时了。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第二场改革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对这个体制形成的影响是什么呢？ 9， 允诺的镇痛作用消失，老百姓发现其虚伪性。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的转变，但是核心结构性的内容还在，实际上是一场左翼政权、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这场原始积累，它是有便利的，它的便利是有一个宏大的愿景放在那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每一个人到时候都会有面包，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只鸡，每一家的车库里都有一辆车，这是共产主义。但是这个左翼意识形态它可以给原始积累的过程当中，千百万弱势阶层起一种镇痛的作用，因为有一种允诺在这里。时间长了，镇痛作用消失，老百姓突然苏醒过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便利性就变成了虚伪性。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开始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那是骗我们的。这两者之间出现巨大的剪刀差，是当下中国公信力丧失的源泉、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这么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公信力的丧失，老百姓觉得没有什么可信了。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中国人说不清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情，现在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从外交部、中宣部一直到人民日报，把中国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反而说不清楚了。 10， 第二场改革的结构，是市场化的列宁主义。第二场改革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列宁市场主义，或者是市场化的列宁主义。市场成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难以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的结构相结合。只有市场列宁主义，才能解释中国和东亚右翼威权的差异。同时，我们跟东欧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在49年之后确实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1978年之后中国是最早进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场经济那一头摸索，正是这一点，说实在话，帮助了邓小平、帮助共产党，避免了1989年苏东阵营同时崩溃的厄运。中国市场化的取向是有别于东欧的，列宁主义的结构跟东欧是一样的，市场化的取向是跟东欧有差异的。这才能解释中国和苏东之间有分有合的地方，还能解释当下中国第三场改革争论中为什么会出现三种声音。1989年之后，苏东先是实现了民主化，然后实现市场化，对那个庞大的国有资产实行民主体制底下的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实际上是派出过代表团到德国去参观、访问，访问什么呢？就是关心德国统一之后，怎么处置东德巨大的国有资产，德国是成立一个信托局，对东德的国有资产实行市场拍卖，竞价拍卖。中国实际上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拍卖我们也拍卖，化整为零我们也化整为零，表面来说中国和东欧又殊途同归了吗？不是的，因为东德信托局是上下两块，下面这一块是社会保障，东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经积累起的社会保障，保证你工厂拍卖之后不会流离失所。上面这一块是什么呢？给每一个东德公民像西德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在政治上你是有和其他人，总经理、老板一样的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包含你基本的罢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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