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 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苏武牧羊
南宋末年，元兵南逼。宋皇从杭州败移福州。景炎帝二年(即公元一二七七年)的春天。文天祥为了抗击元兵，率师从闽西进军漳州，所闻福州失守，宋帝败逃海上，他只好西撤，翻越闽南与闽西交界的坂寮岭，退到险要的倒岭赶筑营垒，沉着应急。元兵来势凶猛，紧迫在后，文天祥的兵马渡过下畲溪的木桥，仰望天空，说了声“天助我!”立即，风起云涌，电闪雷鸣，咆哮的山洪把元兵阻隔在崎岖的对岸。
那拆掉的虽是木桥，却系交通要道。文天祥考虑到战后百姓过往的需要，特地为当地留下不少金银，以备复建之用。当他带兵马要经过倒岭下的梅子坑村，老百姓闻讯接应，纷纷主动把家里的门板桌面都搬来铺架临时便桥。文天祥万分感激，当场为此桥取名为“大义桥”，后人也有传说为“待御桥”。
明朝万历十年(即公元一五八二年)间，在大畲溪建起了坚固的石拱桥，并在桥头建立了壮观的碑亭，以纪念信国公文天祥举义驻师。树立的三块石碑，均有秀丽的碑文。
传说后来当地著名的文人林希严(林泰)为了悼念“耿光垂北斗”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曾感慨满怀地写了《题国公桥》一诗：
当年丞相过桥东，
战马啸啸满路风。
万古人间留壮烈。
百年溪水泣英雄。
伤心荒涧碑犹在，
放目寒山事已空。
吊古不堪回首望，
冷烟萎草夕阳红。
这首凄凉，悲壮的诗篇，表达了后人对文天祥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爱国将领吉鸿昌
1895年，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家吉姓小茶馆的后院，诞生了一名男孩，取名鸿昌。对于鸿昌的父亲吉筠亭来说，添人增口是件喜事，可又多了张吃饭的嘴。吉鸿昌好不容易熬到了18岁，恰恰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于是他便报名参军，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戎马生涯。
吉鸿昌自幼即以岳飞、文天祥等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行伍中他待人诚恳，吃苦耐劳，恪守军规，勇敢善战，以致有“吉大胆”之称，他率领的部队则号称“铁军”。到了1930年，也就是吉鸿昌35岁那年，被提拔为国民军第22路军的总指挥。当时正值北伐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可是国民党借口“攘外必先安内”，拼命剿杀共产党。这时吉鸿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苏区，他在前线化装成小炉匠进入苏区，亲眼见到共产党的真实情况，觉得茅塞顿开，并为自己立定了目标：“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于是准备率部起义。不料蒋介石得到密报，很快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以“考察”的名义将他驱逐到国外。
就在吉鸿昌出国前夕，9·18事变发生，他听到这一消息“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但蒋介石无动于衷，依然逼令他出国。满怀悲愤的吉鸿昌无奈，只好在上海下榻的旅馆墙上，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一明自己的心志。
赤心爱国的吉鸿昌在美国受尽了民族歧视，有人告诉他，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怒不可遏，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此，他特意做了一枚木制胸卡，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而且随时随处佩戴，直面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人，用中华民族的自尊向美国的种族歧视挑战。
吉鸿昌在国外到处宣传抗日，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日本有飞机大炮，中国凭什么抗日？”他拍着胸脯愤然回答道：“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中国人的愤激已经达到了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真理而战！”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里的华侨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65周年，他应邀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听罢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位华侨高声说：“吉将军，你快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吧，我们一定作你的后盾！”吉鸿昌听罢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说罢泪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这时，到场的侨胞也放声痛哭，高喊：“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吉鸿昌闻讯提前回国。船到上海，他见到日本军舰正在攻打吴淞炮台，而国民党的军舰却不还一枪。吉鸿昌在甲板上顿足高呼：“放炮啊！放炮啊！”然后对周围的人说：“看！我们的数百万同胞就在那炮火里！”言迄失声痛哭。到了南京，他再次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让他在上海办实业，他愤懑至极，抗议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的天职是卫国杀敌，不是发财！”
爱国无门的吉鸿昌只好采取独立行动，潜至湖北发动旧部起义，蒋介石派兵追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吉鸿昌进入苏区；后由苏区至上海，再由上海北上天津。不久即与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932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旧军人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实现抗日救国的誓愿，1933年5月吉鸿昌变卖家资，购置武器，联合了爱国军人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发表“外抗暴力，内除国贼”的声明，并一度收复了张家口以北的大片土地，把日伪军队赶出了察哈尔省。其间他即兴作诗说：“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我杀贼，即贼杀我。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天津各界抗日联合会得到抗日同盟军胜利的消息，立即派人赴前线慰问。后来，由于蒋介石想方设法破坏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致使吉鸿昌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吉鸿昌潜回天津后并不灰心，又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在法租界花园路5号家中的三楼，购置印刷设备，印刷出版宣传抗日的刊物《民族战旗》，后来又改名《华北烽火》、《长城》，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然而蒋介石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吉鸿昌的迫害，严令特务机关不惜一切手段除掉吉鸿昌。这时的吉鸿昌处境已十分危险，党的地下组织要他撤离；但吉鸿昌考虑到有许多工作还要在天津继续进行，于是先把家眷转移到英租界的牛津别墅，自己则居住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或惠中饭店。1934年11月9日，国民党特务勾结天津法租界当局，在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未遂，乃将他逮捕。先由法国工部局引渡到天津警察局，旋押往河北蔡家花园51军的军法处。审讯时吉鸿昌正气凛然、义正词严地说：“我抗日，是打鬼子、救中国！我作地下工作，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用审讯吓住我，你们想错了！”
几天后，吉鸿昌又被解到北平旃檀寺陆军监狱，蒋介石密令将他就地处决。11月24日军法官到狱中向吉鸿昌宣布判处死刑的命令，吉鸿昌神态自若，他向监刑官索要纸笔，给妻子胡红霞写了一封遗书，安排身后：“红霞吾妻：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你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存教养子女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行刑前，39岁的吉鸿昌以地作纸，枯枝为笔，写下了一首感天动地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喝令执行官：“给我搬把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倒在地上。”他坐定以后，又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开枪！”执行官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吉鸿昌厉声说：“在我面前开枪！我吉鸿昌要亲眼看着你们是怎样把我打死的！”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胜利万岁！”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抗日民族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而是死在了民族败类手中，引发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历史哀痛与沉思。
如今，坐落在花园路的吉鸿昌烈士故居已成为天津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吉鸿昌诞辰100周年之际，又在故居对面的一块泰山石上树立起吉鸿昌将军跃马横刀的青铜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