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反经典是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对共生现象。经典的形成和长期发生影响，离不开经典的自身价值品质、时代的审美风尚、主要作家与批评家的阐释，乃至于政治要求、类书和选本的塑造等。这些因素的不断组合、变化，也导致了反经典的出现。反经典使经典的地位动摇，也可能对经典起到必要的补充和激发作用。经典与反经典还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辩证统一。反经典之“反”通常不是激烈的颠覆，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极端反经典形成对照。今天，对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的反思，需要同时考虑到古代与现代两个不同的“传统”，借助于经典以及经典的阐释，我们才能真正将“传统”与“现代”贯通起来，这也使得经典与反经典成为一个当代文化的问题。关键词 古代文学 经典 反经典 新文化运动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经典与反经典是一对值得注意的共生现象。一方面，文学经典的意识起源甚早，文学经典的观念贯穿始终。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阐释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文学经典以及经典的阐释也会随着社会、时代等各种因素的不同组合、不断推移而发生变化，出现“反经典”现象。反经典使经典的原有地位发生动摇，同时又可能使经典的内涵得到必要的补充，重新激发经典的活力。
不过，在中国古代，反经典之“反”通常并非是极端的反动，激烈地推翻经典；或许偶尔包括了强烈反对，但更多的还是一种变化。这一点，如果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就更为明显。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进行了一次颠覆性的革命。因此，经典与反经典不仅是一个古代文学论题，而且是一个当代文化问题，一个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在“五四”百年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古代文学经典与反经典这样的论题才显示出它迫切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
古代文学的经典观念孕育于汉代人对于先秦典籍的认识之中，是对于儒家经典的延伸。“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文心雕龙·征圣》)，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征圣”向杰出作家转移、由“宗经”向典范作品转移的过程。这首先表现在，先秦儒家经典中的一部分典籍和作品具有文学性，随着后世文学意识的加强，这一部分优先获得文学经典的地位，如《诗》。其次，古代文学经典另有一部分是从文学内部产生的，如楚辞与汉赋。《文心雕龙·辨骚》指出《楚辞》是一部与儒家经典特异的诗集，屈原创造了一个与经书模式不同的新的诗歌类型，标志着一个“自铸伟辞”的文学性经典的诞生。
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心目中的经典，而经典作品、作家则是这个时代的亮点与标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秦汉文、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都是各自时代里代表性的文体经典。它们集一代人之功，接受历史的反复考验，应对过历代批评家的反复挑战或挑剔，形成世所公认的一些文体特色和文体规范。这些具有相对优势和特色的经典文体，还可以与同时代的其他经典文体并存。如汉赋之外还有诗，宋词之外还有宋诗、宋文等。每一个时代也往往会产生领导一代风气的文坛领袖，所谓“文宗”。像韩、柳、欧、苏、明七子、清代的王士禛、沈德潜等等。他们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倾向往往使他们对前代作家、作品作出自己与众不同的选择，建立他们个人的文学传统。由于他们一呼百应、万水朝宗的文坛地位和影响力，这些“个人经典”经由他们及其门人、同僚、举子，从中心扩展开去，成为天下响应的“公共经典”。如苏辙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称引苏轼赞美陶诗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1]陶渊明在宋代文坛由晦而显，苏轼的和陶、品陶起到了居高临下的拉动作用。
古代文学经典地位的形成与确立，除了自身所具有的高超的艺术水平和能够在不同时代引起共鸣的普遍人性等因素以外，主要还有赖于各种社会条件的因缘际会。举例来说，陶渊明在宋代成为新的经典，与苏轼和陶、品陶大有关系，而苏轼和陶、品陶，亦与他屡遭贬谪的个人经历有关。不仅如此，陶渊明经典地位的确立，更多地还得益于他的人格及作品中的审美理想，是与中唐以来审美心理的演变趋势相一致的。这说明只有当个人的经典符合公众的品味时，才可能成为公共的经典。也说明经典往往代表着集体性的审美理想，经典的形成不能排除某些个人的爱好以及个人与众不同的经典观，但更多的还是一种集体审美趣味的合成，由理论家和一般读者、庙堂和民间共同创造。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对于经典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心理与集体审美趣味，可以说集中凝聚在选本、类书、童蒙读物等之中。这也是古代文学经典形成的独特性所在。所谓通过选本形成经典即通过对作品的删述、汇编和价值阐释，达到形成经典的目的。如《文选》对“六朝文”，《古文关键》、《唐宋八大家文钞》对“唐宋八大家”等经典地位的形成，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起西方的理论阐释，中国古代选本的重要和独特之处更为明显。比如谈到唐诗的经典，从《河岳英灵集》、《唐诗品汇》到《唐诗别裁》等，只要把各种选本综合起来看，就可以看到各种选本虽千差万别，但在经典作品方面，是不会有太大差异的。如果把历代诗歌选本作一个统计，也会发现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入选率是最高的[2]。换句话说，各种选本在经典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
类书对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和传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类书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典范，每类文体下所选的例文，应该是编选者认为的典范之作。从这个角度看，有些类书略似于选本。比如《艺文类聚》“杂文部”连珠类收录扬雄、班固、曹丕、陆机等人的作品，七类收枚乘《七发》、傅毅《七激》、张衡《七辨》、曹植《七启》等，檄类收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梁元帝萧绎《伐侯景檄》、魏收《檄梁文》等，都是各种文体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家作品，表现了选编者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旨趣。如果我们把《艺文类聚》所选文章和《文选》、《文心雕龙》、《诗品》等作比较研究，可以看到它们的共通点，同时也可以看出初唐人的一些新观念。有些作品《艺文类聚》只截取部分章节，如“杂文部”史传类录左思《咏史》四句：“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录陶潜《咏荆轲》四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久已没，千载有馀情”等[3]。又有些作品只是摘录其中的一两句，如“木部上”松类引许询“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句，“鸟部上”引《古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句，“药香草部”引《古诗》“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句。所引、所摘多是全篇中最精彩、最动人的章节和佳句。
和一般文学批评的个性化、私人化不同，类书尤其是官修类书罗列的主要是公共的常识，代表着当时的主流意识。类书在选用作品方面，往往有共同或相近之处。比如在《初学记》卷一“天部上”所选的作品中，“赋”选了成公绥《天地赋》，“诗”选了傅玄《两仪诗》、《歌天诗》，“赞”选了郭璞的《释天地图赞》，与《艺文类聚》卷一“天部”基本相同，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公认的经典作品的一些特性。总之，《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确立和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童蒙读物对于经典的形成与流传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千家诗》、《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渗透于传统的家庭教育之中，在中国古代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与效果。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孟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浅显的语言，表达的是乡愁与母爱等永恒的亲情，对于每一个学童的心灵，都仿佛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了深刻而亲切的印记。
二
在古代文学史上，与尊崇经典的现象相对，也存在着反经典现象。可以说，反经典与经典差不多具有同样丰富的表现形态，也有着几乎同样漫长的历史。兹取其中各类较著者，依历史顺序概述如次。
《离骚》的经典地位在西汉已得到确立。刘安高度评价《离骚》：“《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刘安以《诗经》为评价标准，凸显《离骚》等同于儒家经典的重要价值。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了刘安的话，又进一步突出了屈原高尚峻洁的人格与怨悱之情。同样是在汉代，扬雄作《反离骚》，是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自己的反经典立场。班固《汉书·扬雄传上》云：“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悼屈原，名曰《反离骚》。”[4]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反离骚》的创作动机：扬雄不仅非常敬仰屈原的文学才华，也敬佩其崇高人格。既同情其悲剧命运，又对其自沉的行为有所非议。扬雄在《反离骚》中对屈原的态度与评价是有褒有贬的。一方面他追忆屈原乃帝高阳之苗裔，又赞其文丽，并以“娵娃”、“凤凰”、“骅骝”、“芳苓”等分别象征美好事物的意象来比喻他的美德。另一方面又指责屈原攻击邪恶，不懂全身远祸，批评他既追求美德，却又文笔恣肆。责备他既知世人嫉妒他的德能，就不应该露才扬己。认为屈原不应执著于楚国，而应效法孔子，“周迈”天下，或者可以如“神龙之渊潜兮，俟庆云而将举”，没有必要自沉而死。扬雄《反离骚》是以儒家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来衡量和否定屈原的行为方式的。
六朝文坛，谢灵运等地位最高，陶渊明在当时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诗品》把谢灵运、潘岳与曹植、陆机并列为上品之中，是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而列陶诗为中品，主要是看重其隐逸的人品。而《文心雕龙》则根本就不提及陶诗，这当然不是大意疏略，它反映了陶诗在六朝的地位。相较而言，萧统《文选》更为重视陶渊明，但也不能与谢灵运相比。就是在唐代，真正了解和推崇陶诗的人也不多。《蔡宽夫诗话》云：“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惟韦苏州、白乐天，尝有效其体之作。而乐天去之亦自远甚。大和后，风格顿衰，不特不知渊明而已。”[5]钱钟书先生也深叹“渊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6]。但是，六朝时居于“上品”地位的谢灵运、潘岳，在宋、元时代都先后受到质疑，发生了评价逆转。首先是所谓陶谢易位。在宋代，陶渊明完全取代了谢灵运，并被誉为自然诗风的典范。除和陶、品陶并且推崇陶渊明不遗余力的苏轼外，黄庭坚亦多次指出陶胜于谢：“谢康乐、庾义城之于诗，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哉？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耳。”[7]这是因为，宋代和六朝对“自然”有不同的理解。在六朝，最能代表自然风格的，是后人认为“工巧”的谢灵运诗。梁简文帝萧纲即指出：“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与湘东王书》)《南史·颜延之传》记：“延之尝问鲍照，己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钟嵘《诗品》卷中则引汤惠休称“谢诗如芙蓉出水”。他们都把谢诗作为自然诗风的典范。芙蓉，在六朝是华丽的象征。这可从当时的诗赋吟咏中看出来。郭璞《芙蓉赞》称“芙蓉丽草”[8]，孙楚《莲花赋》也评之为“自然之丽草”[9]，潘岳《莲花赋》则曰“华莫盛于芙蕖”[10]，傅亮《芙蓉赋》云“考庶卉之珍丽，实总美于芙蕖”[11]。他们都把芙蕖作为“丽草”的代表。这与宋人把莲花描写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形象迥然不同。叶梦得认为“初日芙蕖”的意思是“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丽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12]。故六朝人把谢灵运诗比喻为“芙蓉”，其意是指其华丽自然。当时以“绮靡”、“藻丽”为诗文的本质特点，但同样华丽的风格，由于诗人表现才能之不同，便有自然与不自然之分。同样用典，有的排列堆砌，密不透风；有的却能消融浑化，不落痕迹。同是讲文采，有的堆垛辞藻而了无兴致；有的却生气逸出，自然英丽。谢灵运与颜延之的诗，恰好代表华丽文风的两种倾向。“铺锦列绣”是虽华丽而缺少生气，显得不自然。“芙蓉出水”是华丽而有自然生机。所以“自然”风格的经典代表，由谢灵运转为陶渊明，最典型地表现出时代审美情趣的根本转变：由华丽自然转向“质而自然”[13]。
潘岳与陆机一样是晋代太康文学的经典代表。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充分体现了太康文学讲究形式美的特点，被称为“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潘岳的《藉田赋》、《西征赋》、《闲居赋》都是其经典之作。特别是《闲居赋》，描写对于闲居的向往与闲适的乐趣，影响很大，在当时就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昭明文选》特地选入，王维《丁寓田家有赠》亦云：“时吟《招隐诗》，或制《闲居赋》。”[14]历代颇受好评。但是到了宋元以后却受到质疑。元代大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六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首绝句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潘岳的作品描绘自己淡于利禄，忘怀功名，情志高洁。但据史书记载，潘岳“性轻躁，趋势利”，甚至会在路边拜倒在权贵贾谧的车尘之下。因此元好问认为，扬雄所谓“心画心声”，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会“失真”。由于元好问的强烈质疑，《闲居赋》的经典地位遂受到动摇。元好问是以道德观来挑战经典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受到来自道德观挑战的例子不少，比如扬雄及《剧秦美新》[15]。
出于政治需要的反经典，往往是以政治权势强力推行，这实际上已经超出文学批评的领域。从秦始皇的焚书到历代的党争，都有许多例子。清代的钱谦益是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当时人称明代前后七子及公安、竟陵等而后，诗派衰微，“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16]作为文章家，他也擅名一时，黄梨洲(宗羲)《忠旧录》称他为王弇州(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但是他死后百余年，其经典地位由于皇帝的评价而动摇。乾隆三十四年六月(1769年7月)，皇谕曰：
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朕从前序沈德潜所选《国朝诗别裁集》，曾明斥钱谦益等之非，黜其诗不录，实为千古纲常名教之大关。彼时未经见其全集，尚以为其诗自在，听之可也。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留传？必当早为销毁，其令各督抚将《初学集》、《有学集》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谕令缴出。至于村塾乡愚，僻处山陬荒谷，并广为晓谕，定限二年之内尽行缴出，无使稍有存留。钱谦益籍隶江南，其书极必当尚存，且别省有翻刻印售者，俱令将全板一并送京，勿令留遗片简。[17]
文坛盟主成为名教罪人，其诗文不但不能成为经典，连存在的资格都没有，要完全禁毁。这与政治形势的前后转变有关，顺治、康熙时期，清朝的地位还没有完全巩固，尤其是在文化方面，还需要像钱谦益这样的汉族知识分子领袖为之合作与服务。但到了乾隆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已完全为盛世所用，所以需要知识分子忠诚于一姓。这种政治威压甚至影响到文学批评对经典作家的判断，如赵翼《瓯北诗话》于本朝诗人取吴梅村而弃钱谦益：“惟钱吴二老，为海内所推，入国朝称两大家。顾谦益已仕我朝，又自托于前朝遗老，借陵谷沧桑之感，以掩其一身两姓之惭，其人已无足观，诗亦奉禁，固不必论也。”[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