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有着非常光辉灿烂的成就，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先秦时期，我国古代文学已经产生了辉煌的篇章，它的标志即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收诗三百零五篇，按照音乐分类，共有“风”、“雅”、“颂”三部分。《诗经》中灵活运用赋蠢仿宏、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初步形成民歌创作的艺术传统，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诗经》中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当时人民多样的思想感情，都得到了真实生动的反映。
战国后期，在南方产生了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即楚辞。楚辞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运用楚辞形式创作了《九歌》和《九章》。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除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精神和浪漫色彩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诸子散文，其中佳篇往往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论语〉〈孟子〉或警策，或雄畅，〈庄子〉则文学性最强。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大散策〉，后一时为序，或以国为别，其中的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战国策〉的人物描写更有个性，技巧愈加高明，言辞愈加铺张，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两汉时期，大一统帝国君臣追求物质和精神享乐，用文学来歌舞升平，弘扬国威，于是辞赋应运而生。汉赋经过了骚体赋、大赋、抒情小赋几个发展阶段，给予魏晋辞赋和唐宋文赋以直接的印象。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乐府本是建于西汉武帝带册时的官方采诗机构，其所采集的民歌即称为乐府诗。乐府民歌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心态、愿望和要求。其着力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精神和赋、比、兴各种手法的互补运用，与《诗经》一脉相承，而它长于叙事铺陈，语言富于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有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在汉乐府民歌哺育下，汉代文人五言诗也由酝酿而逐渐发展成熟。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这是一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抒发了动乱社会下层士子的牢骚不平，情调难免感伤。与汉乐府民歌多为叙事诗不同，《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被后人赞誉为“五言之冠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