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图出现很早的！
中国有关地图起源的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是夏禹铸九鼎的传说。鼎上铸有用来表示各地奇异事物的图像。这种有山、有水、有道路的地理图画，不仅是为渔猎、旅行提供方便，也被认为是地图志的雏形。《左传》记有：“运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入山林不逢不吝，魑魅魍魉，缅莫能逢之”。公元前11世纪，周公为洛阳建都选址时，曾绘制了洛邑一带的地图。周代地图在生产、军事、土地管理方面应用比较广泛。《周礼》中记载有九州地图、天下土地之图、兆域图、金玉锡石之图等。1978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出春秋战国时期中山王墓的“兆域图”，证实了周礼记载的历史事实。中山王墓的兆域图是一个长94厘米、宽48厘米的长方形铜版。上有金银镶嵌的线划、符号和数字，表示墓地建筑工程的平面图。它反映当时的地图已有了比例尺和抽象符号的概念，并已从模型地图向平面地图过渡。
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地图成为军事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管子?地图篇》不仅精辟地阐述了地图的重要性，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地图的内容，以及地形、地物的表示方法较前又有所进步。当时构筑城池，兴修水利，开凿运河、灌渠等的需要，促进了测量技术和数学方法的发展，地图绘制开始建立在实地丈量的基础上。《周髀算经》记载：“凡为此图，以丈为尺，以尺为寸，以寸为分。分一千里凡用缯方八尺一寸；今用缯方四尺五分，分为二千里。”《战国策?赵策》中记有“臣窍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说明当时的地图不仅明确了按比例缩小的法则，而且主要用缯（丝织品）制图，形成中国古代地图的东方特色。
《战国策?燕策》中关于荆轲刺秦王，“图穷而匕首见”的记述，表明秦代地图在政治上象征着国家领土和主权。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推翻秦朝，萧何先入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可见秦汉两代都很重视地图，把它用作统治的工具。此时地图的品种逐渐增加，按其内容，已有类似于行政区划图、军阵图、、域外地理图等各种专用地图。
中国西晋时的地图学家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测绘地图的理论、体例和他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制图必须遵守的几项原则──“”。同时他在门客京相的协助下，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和《地形方丈图》。前者具有历史沿革地图的性质，后者则是计里画方的实验样品，即将缯八十匹的中国全图缩编为方丈挂图。裴秀倡导的计里画方的方法，长期为中国古代编制地图所遵循，并且影响远及朝鲜和日本。唐、宋两代，地图曾被广泛应用于土地和行政管理、外交和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官府制图事业盛极一时，但大都因循抄袭，科学上无所建树。惟唐代的独创一格，他编制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开创了边疆险要地图的先例。他运用朱、墨二色绘图的传统技法，表示地图内容的历史沿革。他的另一杰作《海内华夷图》流传达500年之久。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的原图虽没有流传下来，但西安碑林中仍保存有1136年上石的禹迹图（图4a[禹迹图（a）和华夷图(b）〔局部〕]）和《华夷图》（图4b[禹迹图（a）和华夷图（b）〔局部〕]）的石刻。碑上刻有“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的文字。可以看出《华夷图》渊源于贾图。西安碑林这两幅石刻地图，不仅是保存下来的反映裴秀以来计里画方的地图实物，反映了宋代已能对长江、黄河水系精确测绘，已具有对边疆邻邦的丰富地理知识；而且两图刻于同一石块的正反两面，彼此上下颠倒，可用于拓印。以后又不断涌现优秀的地图作品。如宋代的税安礼编有《地理指掌图》；元代的经过10年游历考证，汇编了长宽各七尺的《舆地图》，成为明、清两代地图的范本；明代的又以《舆地图》为基础增补改编成《广舆图》。1541～1579年间《广舆图》增订刊印七次，1799年还重刊一次。自明嘉靖至清初的地图，大多数与《广舆图》有关。著名的陈祖绶的《显皇职方地图》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是以《广舆图》为基础编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