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
1 陶朱公范蠡虽是越王的谋臣，但他不搞战国策士纵横捭阖的那一套，《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所记他向越王进谏和对答中，讲的都是阴阳盈输天人顺逆的道理，十分形而上，俨然是个哲学家。他经商也如从政一样，胸有成算，看得准，拿得稳，而且提得起，放得下，绝不像守财奴那样为金钱所困扰。这是因为他文化底气厚，以谋略家的态度对待金钱和利得，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活得十分潇洒，干得十分漂亮，看上去舒服。经商当然是为了赚钱，但高明的大商业家就得有气派，并不是整个脑袋都钻在钱眼里。那些专打小算盘，一点小钱都斤斤计较的吝啬鬼，肯定委顿颟顸，做生意也赚不了大钱，成不了气候。如《儒林外史》里的人物严监生那样，连点两根灯草也怕费油，不挑掉一根就死不瞑目的角色，便只能当当土老肥，不是经商兴业的料。《史记》叙范蠡辞掉齐国的相位后，也像告辞越国一样，立即开路，把在齐国积储的数十万资产统统施舍掉，"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他主观上也许并不企望别人报答，但实际效应是结了人缘，肯定会在以后的事业中获得方便，所以没多久，范蠡在经商中致资累巨万(《史记集解》引徐广：巨万即万万)，成了亿万富翁。范蠡的一生，先是以一介书生成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尽智竭力为越王报仇灭了吴国；此后功成身退，在齐国变名致富，佩齐国相印；又立即弃相迁陶，成了亿万富豪陶朱公。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他的定评："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这样的曲折就够不平凡了，而他晚年的一件事就更令人动容，更富戏剧性，更令人击节称叹。此事亦载于《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我常常感到奇怪和憾惜：为什么历来的作家、戏剧家，都一古脑儿逮住范蠡和西施虚无飘渺的爱情故事做文章，而这样的动人故事却轻轻放过！事情发生在范蠡晚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在楚国杀了人，投入了大牢。他派刚刚成年的小儿子带了黄金千镒，到楚国去打点。大儿子有意见了，这分明是看准他没有出息，便大闹情绪，要求派他去。范蠡不依，长子愤而要自杀。范蠡夫人劝道："小的去未必一定能救活老二，先就让老大闹得要死要活，倘若真有不测，岂不又添上一口？"范蠡不得已，只好勉强同意。他交给儿子一封致老友庄生的信，严肃地叮咛道："到楚国后就把黄金千镒送给庄生，一切都请他去干，千万不要过问！"大少爷到了楚国，在城郊一个蓬门小户找到庄生，遵照父命将信件和黄金送上。庄生吩咐道："你立刻回去，千万不能在此停留。即便你兄弟被释，也不要问所以然。"可是这位大少爷不听告诫，自作聪明地另走门路，拿钱去贿赂了一个楚国有权势的贵人，自己留下来听消息。这位庄生虽然穷居陋巷，但以学问道德闻名，楚国上下都很尊信他。他并不贪图范蠡的赠金，准备事成后归还。这些情况这位范大少爷哪知道！庄生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进见楚王，诡称天上有星宿出现，将不利于楚国。楚王素来信仰庄生，问其解禳之法。庄生说惟德政可以除之。楚王于是决定大赦囚犯。赦令未颁，收受范大少爷贿赂的那位贵人先已得讯，便告诉大少爷，说令兄得救了，国王马上要下赦令。大少爷大喜，以为楚王一发赦令，老二就会被释，何必白白地将千金送给庄生呢？于是，大少爷又去见庄生，说："听人说楚王将发大赦令，那么我兄弟可以被释放了，故而特来告辞。"庄生情知他的用意是想要回黄金，便将黄金原封不动地让大少爷拿走。大少爷十分得意，以为救了兄弟，又没花掉金子，高高兴兴地携金而出。庄生痛恨自己为小儿所玩弄，进见楚王道："日前大王因星变将行赦令，但我听国人传言，说行赦令是为了天下巨富陶朱公的儿子杀人被囚，陶家向大王左右行贿之故。"楚王大怒，决定先杀了陶家儿子再下赦令。于是，大少爷终于哭哭啼啼带了兄弟的尸体回家。全家人自然伤心痛哭，范蠡却很镇定，说："我料定他必然要害死他兄弟才回来的。他并非不爱兄弟，只因为从小随父母漂流，知道财富得之不易，因而舍不得以千金送人。而小儿出生后就在财富中长大，不会珍惜金钱。我前次坚决要派小的去，就是为此。这是事理之所当然，我早就料到这结果的。"瞧，范蠡是多么洞察人情，料事如神。如此明察事理的哲人，自然处世、从政、经商无往而不操胜券。范蠡真可称古今一绝。
2 吕不韦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他的谋略和口才都是中国历史人物中第一流的。他凭着一人之力、三寸不烂之舌，就促成了自己终生的荣华富贵。他是那种善于进行大的策划、善于实施和完成这个策划的人，这种人要口才出众，自己就是自己谋划的贯彻实施者。就谋略而言，吕不韦不仅谋得深、算得远，而且谋得全，算得广，他共分了四个步骤来进行谋划：其一，当他看到公子异人时就觉得奇货可居，是一个能够赢得整个未来的上佳投资项目，于是他说服异人听他指挥。其二，这个“奇货”要想推销出去、这份投资由风险转化为巨大利润，还是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和费力的工作。他不仅要安排好接人，而且要安排好放人。他算计到华阳夫人及其弟弟的潜在的、迫切的需要，使华阳夫人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异人奔走，使秦国开始向赵国要人。其三，他又游说赵王，以长远的利益说动赵王送归异人。其四，人接回后，为更上一层楼，他在异人身上下了点工夫，使秦王最终立异人为太子。吕不韦在两国间穿针引线、巧妙安排、运筹得当、步步迭进，他真是一个一流的策划家、设计家。完成他的这次交易，实际上是个大工程。要调动事主、接人的秦国、放人的赵国、认儿子的王后、立太子的秦王等等，庞大而复杂，非得要高屋建瓴和周全细致不可。尤其让人佩服的是他的游说口才，每次他都正中游说对象的下怀，都能够使对方欣然接受。这是因为他能够深刻地洞察到对方的需求，能够预期到事情的未来变化，以替对方着想的角度来使对方轻易就范。说服对方，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将自己置换成对方的过程。掌控对方的需求，才能投其所好、对症下药、以为我用。
明：
沈万三，名富；字件荣，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元末明初人。元朝中叶，沈方三的父亲沈*由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南浔沈家漾迁徒至周东*（土宅），后又迁至银子浜。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有了舒适的住宅；但不久；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余生。
清：
胡雪岩 胡光墉（1823～1885），幼名顺官，字雪岩，安徽绩溪湖里村人。墉幼时家贫，帮人放牛为生，稍长，由人荐往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得肆主赏识，擢为跑街。咸丰十年（1860），因肆主无后，临终前，以钱庄赠之，乃自开阜康钱庄，并与官场中人往来，成为杭城一大商绅。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攻杭州，光墉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光墉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般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同治十三年，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光墉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馀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光绪八年（1882），光墉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破产。接着，清廷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光墉遣散姬妾仆从，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郁郁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