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和卫计委公布的最新出生人口数据正持续引发关注。一些文章强调，"全面二孩"政策是有作用的，理由是2017年二孩出生不管是绝对数目还是占比都有提升。然而，在总出生人口下降的情况下，二孩数量提升反而说明了，一孩出生数量正在"雪崩"--年轻人的生育热情，已经到达了历史最低点。
要点速读
1事实就是，2013年之前一孩出生数量还相对平稳，短短四年，就下降了多达三成——这绝对称得上是“雪崩”了。2鼓励生育，现金补贴、减税和延长产假，是必要的基础措施，配套措施和执行力度非常重要。3但相比起这些鼓励措施，深层次的社会政策——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女性地位等，或许更加重要。
一孩“雪崩”，表明90后年轻人的婚育观正在与国际接轨
关于一孩“雪崩”，直接上图——
看到这个图的重点了吗？从2014年开始，一孩和二孩的出生人数出现了明显相反的趋势，二孩在连年上升，一孩连年下降。二孩上升，这是预期之中的，因为2014年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更是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以往堆积的二孩生育意愿在这几年得到了释放，甚至说，二孩的生育数量的上升情况，还远远不及部分人口“专家”所预测的情况。然而，一孩出生数量下降，是不存在政策因素干扰的，但事实就是，2013年之前一孩出生数量还相对平稳，短短四年，就下降了多达三成——这绝对称得上是“雪崩”了。
要知道，生二孩和生一孩，可以说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生育行为，考虑到很多二孩是属于政策开放后的“补生”，二孩的父母大多年纪偏高，很多都是“85前”。所以，一孩“雪崩”所反映的突出问题，就是年轻世代，即85后尤其是90后这代人的生育意愿相当低下。
一些人可能会以为是育龄人口减少的缘故，但考察历年出生人口，还是相对平滑的，80年代90年代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大体保持了高位缓慢下降的情形，绝没有“雪崩”的现象。
一些人可能会把问题归咎为最近几年房价的大幅上涨，与一孩“雪崩”相当同步，但不妨把这个解释再拔高些：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改革开放年代才出生的这代人婚育观念已经与国际接轨了，城市人群不再把孩子视为耐用生产品，而是耐用消费品乃至奢侈品，当育娃成本过高时，那就推迟要娃或者不要娃。如果实在想当爹当妈，那方法也有得是——比如，在手机里养只青蛙。
这种社会经济条件变迁、进而导致观念变迁，使得生育率大幅下跌的情况。全世界可以说是普遍存在，中国不存在特殊性。而且，这个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并没有特别好的扭转案例——当生育率跌到1.8乃至1.5以下之后，几乎就再也回不到能保证世代更替的2.1以上了。
中国要说特殊，可能特殊在此前受政策影响，以及社会经济条件变迁剧烈，生育观念转变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可以说绝无仅有。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生育率甚至低于1。这意味着，中国要扭转低生育率的难度，要比别的国家更加大。
一种相对乐观的看法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只要政策放开，一些相对贫穷的地区生育率自然会保持在较高水准，不必过于担忧。这种想法的问题有两个——首先，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城市化，让农村人也能过上好生活，如果指望农村人多生育来解决生育率问题，那这些年城市化不是白干了？其次，指望农村人多生，其实还是指望农村人口提供“低端劳动力”，虽然这对维持人口红利有帮助，但这种想法可以说是不道德的。一个好社会追求的发展，应该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发展的好处，思想观念都更加现代化，而不是指望特定人群成为“生育工具”。
如果这么看的话，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状和前景，似乎就近在我们眼前，像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那样，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5之下。
唤醒90后的生育热情，现金补贴、减税和延长产假，是必要的基础措施
从政府角度而言，想要实施鼓励生育政策，直接给予育龄夫妇优惠的经济措施，以及延长产假和陪产假等，是比较容易采取的手段，障碍主要在于是否能接受这个成本。我们不妨参考下各国的经验。
经济上的措施，大体包括现金补贴以及税收调节两种。
现金补贴政策是对生育孩子的家庭予以现金补贴，通过调节家庭经济支持水平来减轻其培养孩子的经济压力，从而提高其生育意愿。在各国的政策实践中，现金补贴的种类较多，包括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家庭补贴等，比较典型的有法国、德国、瑞典、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俄罗斯等。例如，在法国，1995年后生育第二个孩子可领取665法郎，生育第三个孩子可领取1578法郎，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可多领取852法郎；日本的现金补贴政策则更倾向于多孩家庭，2004年9月起，排行第一和第二的孩子每月可得到5000日元的补贴，而第三及之后的孩子每月可得到10000日元的补贴。
税收减免，则是通过减免家长的个人所得税来保障子女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相关教育支出，从而缓解父母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例如，在美国，1997年实施了有关税收优惠的税收减免法案，规定每个孩子减免400美元，年收入超过110000美元的夫妇每1000美元减免50美元；西班牙实行税收豁免政策，从应税收入中减去减免额度，再应用相应的税率，每个有３岁以下孩子的家庭可以额外减去300欧元，有3岁到16岁孩子的家庭可以减去150欧元。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家开征了单身税，如法国政府，早在1920年开始，就利用税法“惩罚”未婚纳税人和没有孩子的夫妻，向未婚无孩的纳税人征税时，多征收除正常纳税额外的25%。
产假也是鼓励生育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力点。在产假的时长方面，生育率相对较低的国家普遍延长了产假时间，比较典型的是德国，从1927年的6周延长到1992年的3年；俄罗斯的产假时间更是从初始的12周延长到4年半。从产假薪资比例的角度来看，瑞典女性工作者每个月的补偿薪资比例从60％增加到100％在带薪产假时间方面，为了进一步提升政策效果，扭转不断下降的生育率，2009年俄罗斯全薪产假延长到140天。另外，男性的陪产假和育儿假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如瑞典就规定，在孩子满８岁前，父母有权享有共计480天的育儿假，其中母亲和父亲各自专属享有60天，其余360天由父母共同享有且自主安排。（以上几段参考自《鼓励生育的政策及其效果：国际经验、回顾和展望》，2017，王颖）
上述这些政策，在低生育率国家是普遍采用的，力度在持续加强。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还需要看相关配套措施和执行的力度。就拿产假来说，一个女性为了生育要休3年4年的话，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措施，企业如何承担得了？
但若能持续改变观念和女性地位，在生育问题上中国有可能会获得比日、韩更好的局面
然而，在一些专家看来，以上这些比较直接的政策，即使执行得好，也只是可以阻碍生育率进一步下跌，难以促使生育率大幅回升。斯德哥尔摩大学人口学教授贡纳尔安德森认为，总的来说，“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政府下令多生孩子，或是搬出爱国主义，甚至为多生孩子的家庭发放现金补贴，往往不会大幅提升生育率。加拿大前央行行长道奇则表示：“利用政策来鼓励人们多生孩子这种方法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明显的效果。真正能让生育率增加的成功案例，往往发生在那些能为女性提供更好的婴儿照顾服务的地方。”
这意味着，鼓励生育不能仅仅是简单、直接的政策干预，而是需要更加深层次的社会政策——最重要之处在于，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女性地位。
听起来很不好理解——生育率变得越来越低，不公认就是女性地位、尤其是女性教育提高水平带来的结果？怎么还要继续提高女性地位？
这是因为，把孩子当成耐用生产品还是耐用消费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育逻辑。前者把女性当生育工具，把孩子当作生产力和用来延续香火，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这种观念自然被废弃。而在把孩子当耐用消费品乃至奢侈品的时代，女性本身不会被当做生育工具，但女性如果缺乏足够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政策支持，女性也依然会缺乏生育热情，因为生育会非常辛苦。而如果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的话，相对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会激发女性的生育热情。
这个现象，可以通过国别对比得到印证。
德国是一个正面典型。在欧洲，德国一直是个超低生育率的国家，因此人口政策一直依赖于增加移民。但近年来，德国本土女性的生育情况也开始好转。一位德国学者指出，高学历女性无子女的比率在近年出现下降。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访的40至44岁大学毕业女性当中，无儿无女者占25%，较2012年的28%稍跌3%。德国的一份报告指出，从未生育女性的比例减少，部分出于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有所改善，特别是托儿服务的增加——该报告还认为，德国过去8年在职母亲人数同时增加，是这一说法的最佳旁证。在2016年，育有1岁子女的母亲当中，44%是固定受聘而非休产假，比例远高于2008年的36%，而育有2岁子女的母亲之中，在职者比例也由08年的46%，大幅增至去年的58%。此外，报告亦发现大学毕业的女性当中，产后复工的速度较8年前要快。待最年幼子女年满1岁就重返职场的母亲，占全体母亲的比例由2008年的54%，上升至2016年的58%。与此同时，19%的高学历女性会在子女满1岁时再度全职工作，比率高于2008年的16%。
以上都表明，由于社会政策的支持，让德国女性感觉到就算在职也可以带娃，因此就算生育年龄在推迟，但也依然会打算去生育。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法国和北欧，其生育率水平比德国表现得还要好得多，生育率已经能够接近2。
反面的例子出现在相对保守的中南欧和东亚地区。如作为高收入国家的韩国，并没有像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一样出现较明显的生育率回升现象，日本也仍然处在较低水平。原因就在于在这些国家女性地位较低，尤其是女性收入相对于男性比较低，女性参加工作的现象较为缺乏，参加工作的女性也面临激烈的职场竞争。
对于中国而言，在生育问题上，无疑会更像我们的东亚邻国，因为文化观念要近似得多。法国和北欧生育率高的原因之一是非婚生子现象非常普遍，生育和结婚不绑定，少了一个束缚，自然会增强生育意愿。欧洲国家也习惯于引入移民，移民也能提高国家整体生育率。这两点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较难接受的。
但相比起日韩年轻人的不愿生娃，中国年轻人不同的一点或许在于，“男尊女卑”的传统或者说惯性并没有日本韩国来的那么强烈。从社会表层观念来看，男女平等是一个完全政治正确的提法，在经济地位上让男女更为平等，并不是那么难以做到。
不过，相比起性别平等问题，目前整个社会经济对年轻人构成的压力态势，才是年轻人婚育意愿低下的根源。补贴、减税、延长产假、设立更多可靠的托育机构，是更加当务之急的做法。毕竟，就算生育率不能回到世代更替的2.1以上，那也不能低到1.3、1.2乃至1以下——让少子化造成的问题晚一点发生，总比“雪崩”来得要好。
